基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自我实现*—以S市三个城中村治理为案例的分析
作者：章平 洪翠翠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因市场失灵而只能由政府实现。基于三个城中村的追踪观察，文章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发起、追随和实现过程，特别刻画了能人动员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的重要作用。理论和案例分析发现：个体财产收入等初始禀赋越高、预期获得的声誉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发起集体行动；个体依赖公共物品产生的效用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发起和参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一旦发起，引入惩罚机制可显著降低追随者的参与门槛、减少搭便车行为。因此，基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除了政府、市场，还可以由群体自组织实现，这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学理依据。 [关键词]社区治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自组织城中村
一、问题的提出
小到一栋居民楼，大至整个世界，怎样实现公共事务的最优治理这一问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实践中，都尚未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讨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时，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要求，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有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由此提出的政策方案，要么是利维坦（国家/政府的科层制运行供给），要么是私有化（界定产权通过市场进行定价交易）。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全球5000多个案例研究，揭示人们如何实现第三种治理形式—自治理（self-governance）。
在中国，我们观察到的NJ村、XT村以及HP小区（见表1），是位于S市的三个城中村，近年来成功地实现了不同形式的群体内部自我供给公共品的自治理，成了S市城中村治理的模范村。从基础设施不全、治安环境差、房屋空置率高的“脏乱差”小区变成了安全、整洁、有序、和谐的宜居小区。 [1-4]三个城中村集体行动的成功引发我们的思考。传统理论表明，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自发供给，只能依靠政府的科层制避免市场失灵导致的“公地悲剧”，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非市场、非政府的群体内部自我治理的成功案例。由此，提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市场、政府等组织形式相比较，公共物品的群体内部自我供给集体行动成功实现的条件和边界在哪里？在考虑不同组织逻辑和条件的前提下，如何解释有人愿意充当集体行动发起人，有人会选择跟随，他们各自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实现？对NJ村、XT村以及HP小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本文基于已有文献拓展模型，分析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如何实现，并根据案例中出现的发起者和追随者情况，对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参与者类型（特别是能人）、目标函数、监督和惩罚机制进行组织和政策分析，总结归纳此类基层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治理路径。对于个体异质性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实现，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发起集体行动、同时有人会选择追随这类经典模型预测的非均衡策略？”这一问题，已有文献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从“自涉（self-regarding）”的理性假定修正为“他涉（other- regarding）”的有限理性；另一个是继续在理性假定下调整个体的效用函数。在理性假定下，本文基于现实案例观测，在已有关于公平相容约束、忠诚和声誉的异质性研究基础上，对集体行动中异质性个体类型和策略选择模型进行拓展，解释作为能人的发起者和积极追随者如何产生，以及自组织过程中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对公共物品自我供给效率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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