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2021-08-30 15:17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这是一个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应当说，蔡元培对西方宗教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当时的学者常乃德就发现，非宗教诸公“有许多是曾经在法兰西等宗教余毒尚盛的国家住过的，眼击他们教徒的横暴态度，因此才惹起一片的义愤心”。[72]基督教思想家简又文也观察到，“留学英美回国的学者”，一般没有附合非宗教的声浪，“此大概原于他们在英美所见的宗教是好的，故所带回的印象不恶……此外则留日归国的学生中，许多人是信仰或喜欢佛教—佛学—的，所以他们不但不反对宗教，且从积极上主张宗教的必要”。[73]常乃德等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新文化三大领袖中，留日的陈独秀认为应当区分基督教义与基督教会，对前者特别是对耶稣有极高的肯定。留美的胡适承认基督教在相当的范围内有传教的自由。只有蔡元培，对基督教、对一切宗教，持坚定的排斥态度。这或许与其在法、德的观察与认知有关。
即使不追溯其思想来源，只要我们承认基督教在西方并不只是历史的过去，那么蔡元培之所论就不成立。不过，在西方现代性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上，文化思想界有许多不同看法，蔡的观点并非孤立，所以对他的批评需要有更充分的理由。蔡元培的文教理念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是新文化领袖，却支持辜鸿铭、梁漱溟宣讲孔儒学问；他是国民党人，却鼓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在古今中外所有文化资源中，他毫不妥协地加以反对和排斥的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占有绝大势力的宗教，且其言论情绪性很强。[74]这是否有违其“兼容并包”的一贯立场？以古今对立的方式立论，则孔儒也是过去的思想学说，为什么不拒绝？现代化不是西化，但在五四时代，现代化又确实与“西化”紧密相联，陈独秀、胡适都是不同程度的西化论者，他们都肯定或容忍基督教，也都深刻批判儒学（教），思想相对连贯而自洽。相对而言，蔡元培至少在宗教问题上并未“兼容并包”，也并未践行其“信仰自由”的原则。从根本上说，蔡元的非宗教主张来自其文化民族主义。
[72]常乃德：《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1922年4月），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94页。
[73]简又文：《非宗教运动与新教育》（1922年6月），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214页。
[74]李石曾等：《非宗教大同盟宣言》（1911），唐晓峰、王帅编：《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535~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