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之物：人参与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
作者：李中跃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人参对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产生了社会性的影响。
族经济繁荣，是后金重要的经济支柱[1]。此为平允之论，但也未论述全面。有关人参的政治影响，已有论著指出人参争夺是后金与明朝、朝鲜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2]。学人已注意到“人参之争”的后果，但对各方如何处理参争则论述不多，乃至“人参合作”的历史被较少研究。更不多见清初人参对清朝及朝鲜的文化与生态等影响的论述。以往论述认识到了人参对辽东的单一或局部影响，但并没有看到人参的社会性影响，且不少局部影响仍有待深化研究。本文主要着眼于清入关前期，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态等方面理清人参在明清之际辽东变局中所起到的多样作用，以期说明人参的社会性影响，深化医药社会史研究。
一、人参经济与金兴明衰
辽东人参对建州女真人的经济崛起有重要作用。明代中后期，受温补思想以及享乐之风[3]、辽东丰富的人参资源[4]、女真南迁[5]、靠近市场广阔的京津等因素的影响，建州女真人的采参业迎来了历史黄金期。人参便成为建州女真崛起壮大的重要依托，也推动了建州女真其他行业的进步。
（一）采参业刺激了建州女真的人口增长
建州女真的人口增长，主要靠自然生育、和平移民、战争劫掠，而战争劫掠对其人口的短期增长影响尤为显著[6]。那么采参业与三者有何关系？在满族早期历史中，采参是一种群体行动，包含识路、辨别、采挖等角色，须用较多人手。既然社会需参量扩大，那么产参量须随之扩大才能适应形势。女真家庭或家族欲得更多参利，就须有更多的劳动力，才能保证大规模采挖、争参、自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采参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女真族的繁殖生育成正比例关系，刺激了其自我繁殖和劫掠他族人口。
在女真吸引和劫掠他族人的过程中，人参扮演了重要的诱拐角色和攻略借口。人参的高利润，是部分汉人移民辽东和诱使明朝、朝鲜的穷人越境偷参的重要经济动因[7]。正面来看，这是汉人等在争夺女真利源，但另路思考，这是外族人主动为辽东采参业增加人手。为人参主动移民或逃亡到此定居
[1]代表论著参见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人参篇》第三、四章。袁清：《清入关前的经济潜力》，《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佟永功：《清代盛京参务活动述略》，《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31页。郭颂：《论朝鲜与清朝的人参贸易》，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宫喜臣、骆云和、段凤琴：《明清时期的东北采参业》，《人参研究》，1990年第4期。赵郁楠：《清代东北参务管理考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于磊：《论清代前期东北参务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影响》，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蒋竹山：《人参帝国》，第52～58页。
[3]秦玉龙：《温补源流初探》，《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俞宜年等：《明代温补学派用药特色探析》，《福建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王明强等主编：《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中国中药出版社，2015年，第220～238页，第292～310页。金元明时期，医家治病非常重视人参的功用。
[4]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1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页。[清]阿桂等修纂：《钦定盛京通志（二）》卷一百七《物产二》，凤凰出版社等，2009年，第586页。清人将人参位列东北药材之首，倍加隆宠。
[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2～443页。阎崇年：《清朝开国史》上卷，中华书局，2014年，第33～51页。
[6]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172页。
[7][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但焘译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51～52页。从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第5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