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之物：人参与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
作者：李中跃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人参对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产生了社会性的影响。
二、人参政治与权势转移
人参经济的重要性，使后金参务已经越过医药和经济的传统界限，深深嵌入到后金的政治生活中，让明清参务变得复杂化。有关人参的争执分合成为牵动辽东政局演变的重要红线。
（一）人参之争与明金的内政外交
馈赠人参是官场交往中的厚礼，而抄查权贵的藏参则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对于明朝来说，人参对明朝政治的腐败和内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辽东官员为了巴结上级，遮过显功，常向权势太监或高官贿赂人参—“参贿”。但是要想“参贿”，须有足量够品的人参方可。将官想要获得足量够品的人参，免不了勒逼官民士兵挖参贡参，或者欺行霸市，成为“参霸”甚至“参渣”，恶化辽东官民与民族关系。万历时期的不少辽东边官为攫取参利，“减价强鬻参，殴打市夷几毙”，导致马市人参贸易凋零，激起民族仇恨[1]。最典型的是辽东税监高淮，借置办参貂之名，“无一城堡不到，无一村屯不被骚扰”，敲骨吸髓，引起辽东军民的极大愤怒[2]。高淮放纵下属随意敲诈，仅在广宁一处就至少榨取人参18斤，而其他各处则难以统计[3]。对将官兵，高淮则“颐指气使，阳骗阴索，欲千则千，欲百则百，参貂黄白，任意攫取，稍不如意……揪采凌辱”[4]。尽管高受到多人弹劾，但在万历庇护下逍遥法外。这令辽东军民倍感心寒，以致很多视故土不如夷地，逃到女真地区避难安生[5]。高淮转移了辽东军民的斗争焦点，为努尔哈赤的休养生息和壮大实力提供了帮助，客观上成为大明朝的内贼和后金的好朋友。再如崇祯时期党争仍在，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就是指责对方接受“参贿”。权臣周延儒招权纳贿，曾被揭发受贿重达十两的“清河参”[6]。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九当斩”理由更是与人参密切相关。0[7]袁指责毛文龙制定了苛重的“参役”。毛勒逼投靠难民到危险的“夷地”挖参贡参，每天只给其“米一碗”，导致“皮岛白骨如山”，然后将上好人参贿赂朝中太监或权臣，还勒逼登州守将等“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让其得以炫功掩过，颠倒黑白[8]。再者毛文龙在明朝危难之际，勒逼朝鲜献参，在皮岛马市私自购买敌国女真的人参，大肆向内地高价转卖，发国难财，弱亲肥己资敌[9]。满清贵族中也有不少“参霸”，但远不及毛文龙之无耻。毛文龙可称得上明末辽东独特的“参渣”。袁崇焕杀毛文龙对明朝边防造成消极影响，也造成了皮岛人参贸易的萎缩，却解放了因“参役”而受尽折磨的难民。
对后金来讲，人参是转移内部矛盾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参已经被视作女真族的民族物产，是女真族共同的记忆，为女真族形成“人参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明朝人和朝鲜人越境偷参，在后金权贵别有用心的挑唆下，极易演化成女真族的共同仇恨。而满清权贵便利用这种民族“参恨”，掩盖内部的不平等，将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他们一则用“参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征明伐朝的重要借口；二则以代言人的形象申复“参恨”，利于笼络人心，集中权力；三则可借口防范越界偷参，堂而皇之地将参山收归“公有”，将采参权集中在权贵手中，假公济私。“参恨”对明清之际的满清权贵可谓是一石三鸟的法宝。
在双边关系中，明人越界采参、压低参价是激化民族矛盾的重要导火索。这是已成为学界的基本看法。不过仔细分析，人参激化明金民族矛盾的事实多见于后金中前期[10]。但在后期，明朝在辽东步步败退，其人口和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明朝辽东汉人在战争的威胁下，强横早已不在，对女真避之唯恐不及，逃亡甚多，人数锐减，再去越界偷参或压低参价的可能性已大降[11]。但后期后金仍不断指责明人越界偷参，煞有其事。其实到皇太极时期这个由头已经实少虚多，不过是一种战争借口而已。客观讲，明朝人在满清人参经济的壮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女真人应当感谢汉族才对。后金是人参的主要生产输出国，而明朝是人参的主要消费输入国。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的生产注定是长不了的。没有汉族温补思想、广大的消费市场等，女真人参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后金庞大的人参经济中，汉人越境偷参造成的损失是微小的，女真权贵才是真正的获利者。后金的狡猾之处，在于将旧账翻出来当事实借口，煽动一般女真的民族仇恨，以增强伐明的气势和力量。而明朝内外失火风声鹤唳，很难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舆论战上处于下风。
在处理参争中，明清做法差异较大。明朝中后期对待“参争”事件上，除对参争人命较多关注外，对越境偷参案件不重视，管理松懈，充耳不闻。而后金则对“参争”的大小事件均密切关注，大做手脚，对内则大作反明宣传，对外则反复叫冤。在人参的政治博弈中，衰弱的明朝愈加被动。崛起的后金积
[1][明]张学颜：《贡夷怨望乞赐议处疏》，见《明经世文编》第5册，卷363，第3906～3908页。
[2]67[明]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编校：《按辽御档疏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60、72页，第70～71页，第83～84页。
[3]8[明]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编校：《按辽御档疏稿》，第12～16页。[清]张廷玉等编纂：《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二·陈增传附高淮传》，台湾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第3362～3364页。
[4]9[明]文秉撰：《烈皇小识》，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1，第208页。
[5]0袁崇焕：《岛帅正法谨席藁待罪仰听圣裁疏》，见[明]袁崇焕著，杨宝霖辑校：《袁崇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3～197页。
[8][清]吴骞辑，贾乃谦校：《东江遗事》，浙江古籍出本社，1985年，第175页。
[9]从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第60～63页。[美]袁清：《请入关前的经济潜力》，《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0]宋抵、王秀华编著：《清代东北参物》，第143～144页。
[11]当时辽东巡按熊廷弼历数后金战争劫掠大量人口，曾悲观夸张地说：“辽左今日之患，莫大于无人。”参见[明]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收于[明]程开祜辑：《筹辽硕画》，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年，第52～53页。熊论尽管言过其实，但是辽东明朝人因战乱而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