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摘 要]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而“文质”概念在中古时期的多义性，也让此时期的文学在可能性、路径设计及远景勾画诸方面应和着李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虽然武德、贞观时期文学在艺术水准上并无特出成就，但观念层面对于“情”与“象”的讨论，却影响深远。
[关键词] 唐初文学 文之将史 天人之际 兴必取象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4-0111-14
武德、贞观时期在“四唐”框架中归属于初唐早期，此一时期定位，也多少决定了初唐早期文学在文学史中的过渡地位。无论视之为“沈宋”前期，导唐律之先路，抑或标显其一二异乎梁陈周隋之特性，此时期文学之影响，相较于“贞观故事”辉耀中古近世，实如寸烛之光。与此相应，在中古文学批评史的主流书写中，武德、贞观时期被视为儒家政教诗说的复兴期。虽然，研究者大多能予政教之说以同情了解之态度，但无甚高之评价，似乎也是学界之通识。“思想与文学”之研究，乃古典文学研究的常规话题，只是历时虽久，不免思路相因，易入窠臼。其偏重“外缘性”的研究思路，即关注“写什么”的主题选择与“为何而写”的功能定位，长处在于可见“共性”，同时也易与“纯文学”的评价尺度相调和。但难见“特性”，不能彰显思想应时而变的内在特性，也难以真正将“长时段”的眼光植入文学研究，从而探究思想观念的深层变革所引领的文学变动以及文学中的孤明先发所预示的思想新变，却是其难以自我辩护的短板。而对思想核心观念内在张力的忽视，让貌似差异明显甚或对立的观点本可容纳于同一框架的思想常识难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自觉，也构成了思想与文学研究自我突破的另一瓶颈。武德、贞观文学研究，百年来视角与结论多相因循，此种研究惯习当有以致之。在此研究传统中，儒家政教诗说复兴的必然及学说本身的特性，常常遮蔽于对“诗教”说的通性表述，而“文学”也随之成为时代变革的旁观者与诗教介入文学的印证者。“隋唐之际”本是政治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异彩纷呈”的历史时段，而“文学”的沉寂，似乎又一次以其疏离于时代的异质性，印证着诗教理论压制文学的旧说。但是，若研究者能适度关注唐初诗教说的时代特性，并将其研究视角延伸至诗教说如何影响文学或文学如何有效应和诗教说之问题时，唐初的文学观照或许会获得异于常识的新发现。
一、“文之将史”与天人之际：“文史”传统的回归
儒家政教诗说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常横遭批判，即有学人予以同情之理解，但于传统中国国家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关注不足，所给予的解释也不免流于态度之表达。儒家诗说对于诗文政治伦理功能的强调及其所流露之“道德共同体”的企望，根源于士人对于权力缺乏制度制衡之历史事实的清醒。权力运用公共性的自觉与权力私化与颓废的内在逻辑构成了传统社会一难解谜题，所谓历史周期律亦根源于此。儒家诗教说关注君子人格的养成，立基于政治生活之良窳多取决于为政者与社会精英道德水准的认识传统。在现代学术建立以来与儒家诗教说构成一对反题的“纯文学”说，虽非全为学人的历史想象，但“纯文学”只为历史之异响别调的事实，却遮蔽于此叙述洪流，“国家不幸诗家幸”之深沉喟叹所逗露的丰富信息，也自隐而不彰[2]。以中古文学而言，魏晋以降，“文史”渐离为二，至梁陈之际，
[1]*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唐代诗学研究”（项目号12&ZD156）的阶段性成果。
[2]刘基《项伯高诗序》：“言在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物之无情者然也，而况于人哉！予少时读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