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缺，炎凉已积，谣俗正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震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1]杨隋短祚，南北分立数百年所遗留的地域、文化与种族诸问题犹存，唐初修史乃欲以文化正统自居，考定正朔，弥合帝国权力的法统与名号之争，进而以话语模式与知识谱系的营造，凝聚情感，重建认同。帝国对过往的回眸，自不免对人物及事件的删改与重组，以及价值的颠覆与重估，相比于存一代之信史，资史以为鉴，无疑更为符合唐初的修撰旨趣[2]。汉唐间史学，南胜于北，而各有专擅。唐初史学，重视民生国计似北，留意史论似南，颇兼南北之长。武德、贞观两朝相继，史学大兴，士人有以“不得与修史”为憾者，天人之说重回唐初知识结构的核心位置[3]。本已影响渐衰的天人感应之说，遂乘势反弹：
窃以陛下承国开家，积德累功，世济拟于高阳，缵绪盛于周武，载诞烛神光之异，仪形表玉胜之奇，白雀呈祥，丹书授历，名合天渊，姓符桃李，君尧之国，靡不则天。星纪云周，奉时图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脱。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本自东，位当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图谶，堂堂桃李之谣歌，固已备在人谣，无德而称者也。[4]
中古之世，祥瑞符兆、谶纬谣谚与星象占卜乃社会生活颇具影响之技术与知识。中古权力合法性的自我论证，标示冢中枯骨与称扬勘黎武功之外，常借助于此类知识的宣扬以彰显历命所在，并压制“逐鹿中原”之言说模式的滋长。虽然，此类技术与知识的宣扬者，不必然是其服膺者。但流行既久的话语模式，在应和思想惰性的同时，也在提示一般知识层面对新思潮与旧传统的钝感与敏感。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无论标示高度的精英思想如何的理性与周密，形成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意识形态却无法不俯身倾听看似重复而单调的底层生活。日常的一般知识与信仰在拉低时代知识水准的同时，也在固执地强调传统的执拗与强大。祥瑞灾异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的方技与幻术都可以底层社会的知识土壤中获得生长与发育的空间，并由此影响意识形态的言说策略。在唐初的诗文书写中，追求公共效应，特别是面对社会民众传播的檄文、教令、碑志、仪式歌辞以及刻意造作的谣谶与符瑞，均可见及对天象符瑞的频繁言说。与此相应，称扬大国光华，赞颂典章文物之美，以显新朝之盛世赫赫，亦为相近之理路。而社会精英间的文化互动，则更容易展现天人观念上的精英形态：
人君者位贵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欲，坏乱天下。圣人假之神灵，作为鉴戒。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土，忽而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鸣之以击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从，啬夫驰骋以告众，降物辟寝以哀之，祝币史辞以礼之，立贬食去乐之数，制入门废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修德之法，所以重天变，警人君也。天道深远，有时而论，或亦人之祸爨，偶与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诫。知达之士，识先圣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惧。[5]
魏晋以来的学术发展，业已提升“天行有常”观念在天人框架中的影响，故而，唐人虽依然重视“休
[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
[2]《旧唐书·李大亮传》载太宗赞荀悦《汉纪》“叙致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足见撰史典则所在。
[3]武德七年，欧阳询编成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四十六部，修撰之初衷本为寻检之便，但由其分类与排列，实可窥见知识界于知识及思想之分类与价值认定。在四十六部的类目编排中，天、岁时、地、州、郡、山、水与符命八部列于帝王部之先，与隋时虞世南编定《北堂书钞》置天、岁时、地于类目之末差异明显。《类聚》首举“天部”，以丛聚儒家天说为要务，佛教之天说则见于“内典”部，轻重之义，一目了然。虽北周武帝之时，道教已编成类书《无上秘要》，置“天”为首，但道教的孤明先发，尚未能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直到七世纪早期，在意识形态的助推之下，天地与岁时所象征的时空结构在清整知识确立价值的智力运作中位置方始无可替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如果我们以后两个一百卷的宗教类书为对照分析文本，我们就可以看到，《艺文类聚》中的这些思路似乎并不只是体现着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就连佛教与道教的类书也在靠近并采用这些思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03页。
[4]裴寂：《劝进表》，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三二，中华书局，1990年。
[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