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合乎礼典，称朕意焉。[1]
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不仅有眉目传情的两情相悦，也有横眉冷对的远离与抗拒。但因国家在符号与道德资本上的优势，相较于对社会的顺应，国家强制整合社会方是互动的主要模式。以道德的名义，崇尚“冠冕”，太宗试图以政治的认同统合社会的认同取向。隋唐是世族政治的晚期，太宗《氏族志》的修订，自是对历史潮流的借势，门阀政治的荣光黯淡，曾经以为标榜的“金缕玉衣”式的文学[2]，也将逐步让位于“平民式”的文学，大型类书的修订与流行诏示一个崇尚知识简易化与实用化时代的来临，个人的才气纵横更易赢得社会的关注与赞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大一统时代的内在逻辑，恰恰是对古典型知识的趣味淡化。而核心文体由“赋”向“诗”的逐步过渡，也同步于时代文化趣味的转换。都城诗自然而然地开始尝试替代曾经以彰显“上国光华”为主要功能的都城大赋：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
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
玄风叶黎庶，德泽浸区宇。醒醉各相扶，讴歌从圣主。
南登少陵岸，还望帝城中。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
金凤凌绮观，璇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佩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柏梁宴初罢，千钟欢未毕。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
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飞甍夹御沟，曲台临上路。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
是月冬之季，阴寒昼不开。惊风四面集，飞雪千里回。
狐白登廊庙，牛衣出草莱。讵知韩长孺，无复重然灰。
—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
共同的苦难记忆会强化共同体的情感凝聚，而辉煌历程的参与感及围绕其周边的荣誉分享感同样会增进共同体的向心力。在中古时期的都城书写中，洛阳具有“洛州无影、天下之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东汉以来长为政治中心的历史传统，故而唐初的都城诗赋，亦隐含着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企图。袁朗的长安诗有着明显的都城大赋的痕迹，这座占尽天时、历史悠长而光辉夺目的都市，炫耀着大唐应天顺人的荣光。万国来朝的京城凝聚着唐人的盛世想象，也迎来送往着异域的“他者”，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理想，似乎就在眼前。
共同体的存在依赖内在的情感认同与资源平衡，但一条无法抹除的边界是共同体存在的“确证”，唐初构建大一统帝国的实践，必然地要遭遇对于“边界”的认定以及对边界之外的非我族群的认识与理解。“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本根，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3]李唐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也是一个胡汉关系重新调整与定位的时代，曾经的他者已成为把臂言欢的兄弟，塞外的土地上似旧而新的族群以及更为遥远之异域中的“化外之民”，才是唐人眼中的胡人。是“此疆彼界”，还是“王化无外”，唐初胡汉关系的处理，总绕不开基本策略的认定问题。虽然“王化无外”的目标在中古时代，过于理想，甚至空幻，其强制推行所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在提醒着“此疆彼界”的合理与现实，但太宗“视天下如一家”的态度表达与政治实践，却在一个存在交通障碍的时代，营造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高度“国际化”的前现代生活，“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1]李世民：《唐太宗全集》，第444页。
[2]参见林晓光：《王融与永明文学—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六章。
[3]李大亮：《请停招抚突厥疏》，《贞观政要·安边第六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