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因为道德感的强势在场，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学，其写情者虽偶有涉及宫体之题材者，大体依然以表达极具公共性的情感为主，情与欲之间有着不可触探的红线。历史兴亡回眸中的感喟与时间长河中的物是人非是最常见的情感表达。对于“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发人意”[1]的有唐文学而言，唐初在情感观念上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当不是对公共性的强调，而是对“真情”价值的认可：
声能写情，情皆可见。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故神替有以知其趣也。设有言而非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若夫取彼素丝，织为绮毅，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恶而质良，唯善贾者别之。取彼歌谣，播为音乐，或辞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达乐者晓之。……若徒取辞赋，不达音声，则身为荣、封之行，口出尧、舜之辞，不可得而知也。[2]
情由物感而生，真情生长于真实的生命经验，可以关涉家国天下，亦可囿于个体与家庭，“真”之与否在于感受者的内心判断而非社会标准的外在量准，故而，孔氏之论，在观念层面为李唐文学开拓了极大的言说空间。然人生之情，无论“七情”，抑或“六情”，为生人之所共有，对于诗歌而言，在情之层面，“如何言说”较之“言说何物”更为根本，唐初儒学所倡“兴必取象”之说，则在技法层面为李唐文学提示了路径选择。《周南·樛木》以“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起兴，毛传曰：“兴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颖达疏传云：“兴必取象，以兴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地。”[3]五经孔疏，论兴象者，在在多有，如“兴取一象”“喻必取象”等，对于唐诗之影响功莫大焉。[4]兴必取象，讲求情因象起，心物合一。王世懋论《黄鹤楼》、《凤凰台》之优劣曰：
崔郎中作《黄鹤楼》诗，青莲短气。后题《凤凰台》，古今目为勍敌，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结语深悲慷慨，差足胜耳。然余意更有不然，无论中二联不能及，即结语亦大有辨。言诗须道比兴赋，如“日暮乡关”，兴而赋也，“浮云”、“蔽日”比而赋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虽同，孰为当乎？“日暮乡关”，“烟波江上”，本无指著，登临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人愁，宁须使之？青莲才情，标映万载，宁以予言轻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窃以为此诗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则不敢辞。[5]
两诗之优劣且不论，王氏所言比而赋与兴而赋之别，正在情与物之是否融凝。盛唐之诗号“兴象玲珑”，即盛唐人之自评，亦以“兴象”为标准之一。“兴象”之说，为唐诗突破齐梁旧格之偏擅声色物象，提示了路径可能，此亦儒学于唐诗之一重要贡献。兴必取象重在意象之营构，但以全诗结构之整体而言，兴必取象成功与否，既依赖于意象话语与推论话语之间的平衡，复决定于语义对等原则的处理[6]，而这对于近体具有主题雷同、内容单薄且格调偏浅俗轻靡之“南朝旧习”的武德、贞观文坛来说[7]，责
[1]严羽：《沧浪诗话校释·诗评》，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7页。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41～42页。
[4]邓国光：《唐代诗论抉原：孔颖达诗学》（《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诗兴、易象、譬喻于孔颖达说都是相通的。诗论史上‘兴象’一词，透过孔疏，可确定为譬喻的异名。这样，‘兴象’便可得到着实的诊释。盛唐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标举‘兴象’，作为诊诗的称衡，论者多以为遥接《文心》《诗评》之绪，究其实，孔疏兴象论’相配，不出孔疏的范畴。即使流行于晚唐的诗格，也显示了孔颖达的余影。”
[5]何文焕：《历代诗话·艺圃撷余》，中华书局，2004年。
[6]参见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跃译：《唐诗三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
[7]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