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人生天地，感物生情，“夫物之代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情之流荡，生无穷之欲，故先王之乐本于情性而能稽之度数，节之礼义。《毛诗序》虽倡以情言志，主志出于情，然情非志，以情言志即以志化情。而唐初政治文化多有取法的董仲舒之情性论中，董氏以“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1]，“性”有善质而非善须待后天之教化方能为善。情虽亦因生而有，但“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故情乃恶之根源。时入魏晋，经学衰而玄学盛，圣人有情无情遂可讨论，及陆机倡“诗缘情而绮靡”已欲与“诗言志”并辔通衢。故而，武德、贞观之时，“情性”与“情志”的讨论语境，较之天人、文质同样复杂。唐初在此问题上所以引发后世学者之关注，要在“情志一也”理论的提出：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扰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泳，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硕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正经与变，同名曰诗，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2]
与陆机“诗缘情”之说出于士人之手为民间见解不同，孔颖达“情志一也”之说出自庙堂，由此可以推见“情”之位置在官方思想中的提升。儒家诗教中对于“情”的警惕与净化，本源自于在缺乏制度约束时代，对共同体道德状况的预期。故而，官方对于“情”的认可，其要因之一，实为律令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及国家对社会整合能力的提升[3]。其要因之二，则为对“人情”乃教化与整合社会所以持久有效之基础的认识。而“情”有风俗、情实之意，也可见出国家在整合社会时对于社会的顺应。
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漓，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生。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4]
人性本静，感物而动，则为喜怒哀乐之志、动静爱恶之心。性志乃一体一用，而此处“喜怒哀乐之志”实为喜怒哀乐之情，故“情志一也”，性情亦为体用，情在性中，性因情见。唐初“情性”常联组出现，但因此体用关系，情为性之象，性之实际影响已远不及情之重要[5]。然而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以及制度运行中的成本限制，让对历史兴亡有敏锐感受的儒家士人，于为政者之道德犹念兹在兹：
并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论，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非夫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心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景千载而罕遇；癸、辛、幽、厉靡化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婴戮辱，为天下笑，可不痛哉！[6]
[1]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凌曙注，中华书局，1975年。
[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3]“立法原理方面，在汉武帝史实独尊儒术后，诸儒不断鼓吹建立礼（德）主刑辅、失礼入刑的法则，初步实现于西晋泰始律、令，而确立于隋唐律、令。就这个意义而言，西晋至隋唐可说是先秦以来儒学在礼律方面最具体的实践，并非如学界一般所说已经转衰。”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页。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5]《晋书·文苑传论赞》：“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周书·王褒庚信传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转，铭诛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
[6]姚思廉：《陈书·后主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