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咎之变”的观察、记录与解读，但态度已颇为理性。圣人假天象以设教意在劝诫人君，与诗教欲培养君子人格之意图实异曲同工。相较于汉儒对神道或信或疑，唐初儒者对于天象与人事之间的联系，更注重于预防权力的私化与腐化及维持共同体之稳定的实际功效。天人关系在知识结构中位置的提升以及相关认识的理性化，让天人关系的天平逐步倾向人事一端，而理论自身的包容性也在应对历史变局中逐步提升，武德、贞观时期文坛正处于此思想观念的时代氛围之中。因为对人事的关注，回眸历史与经验反思便成为常见的主题：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滨。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
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
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
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王珪《咏汉高祖》贞观十二年）
唐初修史，以取鉴求治、重建意识形态及弥合地域与族群分歧为主要目的，故而尤重“理乱兴衰”的书写与总结，对于史书的评价以“文”“事”“义”为要件，忽略“典章制度”在历史流变中的稳压作用。在历史兴亡的可解与不可解的诸因素中，唐初的知识精英更重视“人”对历史的主导与创造。受此影响，唐初咏史诗常聚焦于君臣相合与君王德行在历史兴亡中的重要作用：
余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1]
人情不远、人性古今相通是唐初精英层的基本共识，因为对于人性的认可以及对推己及人责任的标显，“道德共同体”的蓝图远景似乎只在“一克念”之间，弥漫文字间的理想情怀，为盛唐诗文中动人心魄的情感之美奠定了人性基础。当安史之乱打破盛世图景之时，人性的美好似乎已成为遥不可追的昨日梦境，而兴起于律体中的咏史之作，也在“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咏叹中重现人力难为的黯然。
天人观念的盛行影响了武德、贞观文学的题材选择，同样也影响着此时期的“文”之定位。在唐初的论“文”话语中，以天文论人文可视为基本模式，无论是必也正名乎的合法性阐述，还是“壮夫不为”的功能性否弃，天人观念均扮演了提供理论支撑的角色，天人话语的内在张力，包容了观念间的差异与对立，但同时也极易掩盖在基础观念层面的一致。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对于儒家文论的革新而言，天人观念方是真正的判断标尺。虽然在儒家的经典表述中，人文出于天文，有其无可置疑之价值，但“文”的多义性，却使文学价值的确立依赖于“文”之意涵的界定。故唐初文学之观念，遂有两歧之表述，视文学为雕虫者，诋其无益政教，论文论人尤多酷评[2]；重文者，以文经天纬地、沟通上下，则有“大矣”之叹[3]。李唐一代，古体近体之争，风骨雅正与绮错婉媚之辨，均不越此藩篱。而衡以初盛之际，“清流”文化渐胜之趋势，以文有“体国经野”之用，乃当日之主流[4]：
而近代谄谀之臣，特以时君不能则象乾坤，祖述尧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仪以求至理，坐吟咏而待升平，流荡因循，败而未悟，不其痛欤？必以旂常冕服为人文，则秦汉魏晋，声明文物，礼缛五帝，仪繁三王，可曰焕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乱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为人文，则陈后主、隋炀帝，雍容绮靡，洋溢编简，可曰文思安安矣，何灭亡之速也。核之以名义，研之以情实既如彼，较之以今古，质之以成败又如此。传不
[1]李世民：《唐太宗全集》，吴云、冀宇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3]参见《隋书·文学传序》。
[4]参见陆扬：《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545～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