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公相不可言，愿深自爱。”及陈平，上驰召之，待之甚厚。[1]
北方的胡汉混血政权主导了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但军事征伐所带来的自信，并未能弥补南北文化上的差距[2]。北方政权的华夏化，虽然提升了北方中国的文明程度，但相较于南方的衣冠礼乐与典章文物，北方依然不脱质朴之貌。对于承隋而立的李唐而言，“文质彬彬”的理想，即首在于立根北朝，扬质抑文。此既合北方胡汉混血政权自我标榜之需，亦合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之传统。西魏北周政治文化的特点，以苏绰六条诏书所倡导之“清心”、“教化”为典型，在承认族群与地域间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之差异的基础上，尝试利用儒家的基本伦理整合社会，以形成价值共识。其拟周官古制，所推行之制度礼仪革新，不过用其名号以凝聚地域人心而已[3]。及杨隋承周，文帝虽“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4]，但在政治文化层面，隋文帝崇尚以孝治国并强制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五教”，整合社会的思路，与北周可谓一脉相承。重视道德、任德教以化民，也由之成为唐初建设政治文化，构建共同体之首选：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为国之基，德归于厚。自有隋失驭，政刻刑繁，上怀猜阻之心，下无和畅之志，遂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乡土联官，请问斯绝，至有里门相接，致胡越之乖，患难在身，忘救恤之义，风俗玩弊，一至于此，化民以德，岂斯之谓。[5]
共同体的构建与维系，依赖于以资源竞争为核心推力的边界划定与他者想象，同样也依赖于群体内部的利益共享与情感认同。看似旧调重弹的德性标举，强调为政者的道德自觉以及底层对国家的顺应与服从，乃是为政者对于权力必然会产生私化与腐化之自利倾向的清醒。在权力结构具有先天缺陷且其监督效果受社会运行成本之约束的中古时期，权力运用的公共性以及降低社会摩擦成本的可能性更多地取决于时代的道德水准。故而，在关于共同体的理解或蓝图想象中，总隐含着作为其可能性之要件的人性预设。唐初之政治文化近资北魏、西周，而实远绍两汉，其内在之精神颇近于董仲舒的公羊学。董氏之“德教”主“以德善化民”，注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及其表率作用，以三皇五帝为典范，不同于“以礼义治民”以三王为典范的“德教”。唐初诗文书写中频繁出现的尧舜记忆以及太宗对君王德行的自觉，均可视作此政治理念的文学表达[6]。对于人性的认可，为贞观朝构建欢洽和乐、温情脉脉的道德共同体的尝试提供了可能[7]，而大国光华的书写与传播则勾画着共同体的理想蓝图：
[1]《隋书·韦鼎传》。
[2]炀帝之初，内史舍人窦威等撰《丹阳郡风俗》，以“吴为人为东夷”，炀帝震怒，敕令杖责并称其为“天下之名都”。李昉《太平御览》卷六〇二《文部》十八“著书”引《隋大业拾遗》。
[3]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共同体》解释六条诏书曰：“诏书就是这样解释治民之本在于为政者的心态。然而仅仅心态端正，仍不过是无形的状态。还必须以行为示于民。所以不仅要‘治心’，而且要‘治身’。为政者必须先为民之师表，故为政者须‘心清如水，形白如玉’。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简约，继之以不懈努力，加之以明察，训导人民，是以民畏而敬之，则自然而然效法之。”（马彪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220页。）另可参见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5页之论述。
[4]《隋书》卷一《高祖本纪》。
[5]李世民：《唐太宗全集·论崇笃实诏》。
[6]参见刘顺《构建共同体：唐初的尧舜记忆》，《西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1期。
[7]“朕以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每见水旱降灾，霜雹失所，抚躬责己，自惭德薄。……比闻刺史以下及百姓等，并识朕怀，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乃别賫布帛，以申赠遗。如此用意，嘉叹良深。一则知水旱无常，彼此递相拯赡，不虑凶年。二则知礼让兴行，轻财重义，四海士庶，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复何忧。”李世民：《唐太宗全集·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