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时代政治之文化投影的角色定位，“文质论”在一般层面所预设的循环论的文学观，也由之成为历史循环论的另类表述。虽然，以“文质”衡文，相较江左文论之佳构迭出，实有简化甚或退化之嫌，但此解读模式作为李唐文论之基本框架的地位，却尤难动摇[1]。“文质论”的流行，也决定了魏征“文质彬彬”的经典表述在此内涵丰富的语义场中，如果仅以纯文论话语视之，或许会错失魏征此论所内在隐含的真实意图[2]。相较于“天人之际”在题材选择上更注重通性，“文质彬彬”的目标追求在应合通性的同时，更能体现题材的时代特性。文学应合或迎合官方意识乃诗教说之基本观念，但文学如何应合以及在应合中文学又如何作用于官方意识依然是存有探究空间的话题。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学生长于“文质”话语的氛围之中，也生长于李唐构建大一统帝国的理想实践中，合拍于大一统之构想的“文质彬彬”表述，传递着“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对于文学的期待。故而，考察此时期文学对大一统之可能性、目标设定、程序呈现与实践样态的关注与书写，在为定位武德贞观文学提供特定视角的同时，也可为文学如何应合官方意识提供参照样板[3]。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魏“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4]
华夷之分，本有文野之别，故文质之说即可视作华夷之辨的另一表述。五胡乱华，晋室南渡，中古中国遂入南北分立之时期。三百余年间族群互动频繁，政权亦多有更迭，以北方而言，其政权多融合胡汉而以胡族为主导；南方则侨姓汉人政权为主。南北或战或和，然多以正统自居，扬“大一统”之义，南方以恢复中原之承诺为合法性表征，北方则以饮马长江为本朝之远图。文化名份北虏南夷之口舌，不过是意识形态上正统之争的特例而已。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与身份转化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以魏承晋的五德历运谱系[5]，而偏居江南的汉族政权，却越来越体现出地域化的特性[6]，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渐落下风：
（韦）鼎仕梁，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入陈为太府卿。至德初，鼎尽质货田宅，寄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而党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初，鼎之聘周也，常与高祖相遇，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当大贵，
[1]在“文质”框架中，初期的李唐无疑偏于“质”之一端，及李唐渐入盛世，大兴礼乐，则有清流文化之兴起，即由质而入文，礼乐辞章，一时为盛；而天宝年间，河洛儒者兴起，倡文章中兴，以古文相号召，延及安史乱后，有春秋学应时而起，制度义理，波澜渐广，由文返质又成一时风气。
[2]“文质”概念或以论人或以论政，然经董仲舒之改造，“任德教”为王道之“正”，或质或文则为王道之“偏”。以此，则王道之正，实含“文质彬彬”之意。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二章第三节。
[3]唐初文学的题材选择、价值定位与风格偏好，也因在此视野中重获观照。惟“风格”问题，前贤高论俱在，本文所论重在题材选择之问题而兼及价值之定位，以尝试细化儒家诗教之表述，并进而勾画初唐大一统之理想与文学之关联。参见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与“文质”论相关之篇目。
[4]李延寿：《北史》卷一〇〇《序传》。
[5]高闾：《五德议》（魏收：《魏书·礼志》）：“计五德之说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至别。……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承周以为火德。……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末，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上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另可参见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6]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