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云乎，经天纬地曰文，礼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则文之时义大矣哉！焉可以名数末流，雕虫小伎，厕杂其间乎。[1]
吕温之论，时已入中唐，但其对以章句翰墨、旂常冕服为人文之传统的批判，却恰恰佐证了与中唐儒者所认可之价值相偏离的文学传统的存在。欧阳修在破簏中发现昌黎古文，似乎本可视为宋儒对中唐文学重构的隐喻，只是百年来的叙事传统却多少掩盖了宋儒对中唐思想与文学图景选择性记忆的事实。古文运动的强大光芒，压制了另一种书写传统及人才标准存在的印迹。吕温的论述易在日常的接受习惯中，获得情感的贴近与认同，但其话语中所逗露的信息，却难以获得应有的重视。武德、贞观以降，文武参用之格局已难以维持，而以文晋身者于高层政治之影响则日益增长，新的人才观念与选才标准也在逐步改变原有的社会认知，曾经流行于政治高层内省性的“文学”批判话语，在得到边缘与草莱之呼应的同时，似乎在宫廷内部销声匿迹。虽然，以诏书与表状笺启诸应用文字之书写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尚未能与“唐诗”在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争一短长，但李唐之时，“文章”之盛，实有赖于朝野共同的鼓吹。
天人观念的理性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于人事的关注，让唐初的知识界对于过往的历史遗产保留了应有的敬意，而在历史的洪流中探究文运的兴衰，也让唐初的文论有了深沉的历史感[2]。影响之下，唐初诗文之书写，常以天象、人事并置之典型方式为冒头，如“夫大德曰生，资两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以递昌”之表述，为唐人常用之手法。虽文有冒头，取资天象（理）、人事均非自李唐而始，然较之北周杨隋官方文学以古质相尚，李唐对于起句与应句之间象（理）与（人）事均衡感的着力，无疑会强化文学主题选择上的“公共性”。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天人观念，则会进一步确定“公共性”的主题选择，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服从。与此同时，天人观念的流行以及天人感应在一般知识层面的传播，也强化着唐初诗文在言说天人时对于均衡感的追求，如果说冒头是唐文天人均衡化的有效方式，在唐时即已引发一定批评有雕饰之称的近体，则通过属对中对应对称原则的强调、中间两联仰观俯察的视角安排以及全诗事、景、情先后展开的结构配置以达成整体风的均衡[3]。虽然，此时期的近体尚属于“沈宋前期”，情、景之间的拼贴痕迹明显，但相比于成熟时期的近体，其差异已只是技法高低之别。直到中唐思想界再次聚焦天论，一种以新型天人观念为支撑的文学样态方始崭露头角[4]。
二、文质彬彬：大一统时代的文学
“文质”在中古思想与政治文化论述中出现的频次并不亚于“天人”，虽然现代学术以来的文学研究惯于在文论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此组概念，但衡之于中古时期的思想事实，“文质”实是一组内涵复杂的多义概念，诸如种族、地域、阶层之别，乃至个体之内在德行与外在行为展演均可纳入此一概念结构中。作为文论之语辞的“文质”概念，无法独立于连锁纠缠、相互指引的意义链条。南北分立时期的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及大一统时期的远景悬设，限制着唐初“文质”阐释的意义空间并提示着文论话语乃
[1]吕温：《人文化成论》，《全唐文》卷六二八。
[2]《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见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樟，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兴乎盛衰者也。”李延寿《南史·文学传序》以“金陵之数将终三百年”释南朝文学之衰乱亦同此理路。
[3]“应制诗所特有的仪式性、现场感容易使作品具有直观的描述性，因此比其他部类的诗歌更容易形成秩序感。在展示宴饮、寓目、节日、庆典等有帝王参与的‘大场面’时，叠字，双声叠韵及对偶的大量使用，都可以产生秩序效果，而应制诗人要穷极应制场合的所见所闻，必须悉心安排诗歌结构的层次，注意‘时间图案’与‘空间节奏’的结合，从而形成‘多样统一性’，在人的心理上产生充满秩序感和节奏感的妆饰效果。”程建虎：《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4]参见刘顺：《中唐文儒的诗文新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