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的太平盛世，也似乎即在眼前：
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畴，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1]
无论“咸承正朔”以及“愿身死作中华鬼，来生得见五台山”[2]是历史的写实，还是宗教徒谄媚的虚构，胡汉关系都已成为组建唐人政治、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而作为唐代诗文书写的主要题材之一，胡汉关系也是观察李唐国运盛衰的晴雨表。历经三百余年的动荡，华夏民族又一次成为“天下”文明的引领者，贞观文坛称颂着伟大的时代，也在描绘着制礼作乐并最终达成“文质彬彬”的美丽远景。
三、情志一也与兴必取象：另启新局的可能与途径
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学，在唐人的接受史中居于边缘，而在后世的命运依然。今日通行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章节安排，均可见出此时期文学的过渡特性。只是此种过渡特性，又通常会被视为南朝遗风，无论是古体溯源于陈子昂，还是近体归美于沈宋，都无法为武德与贞观文学安排一个恰当的过渡位置。即以技法层面而言，唐代前期流行的各类诗格，也大体出现于贞观之后。今日尚存的武德、贞观时期文献，也似乎无法为“技法的自觉探究”提供支撑。而如若在“儒学与文学”互动观照视角中，寻找可以支撑“过渡”标签的解释框架，此种“过渡”则依然需要回到观念的层面。唐代是一个以“诗”为核心文类的时代，这既是后世批评传统的叠加确认，也是文学与时代互动之内在逻辑的自然展开。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代表唐代文学所能抵达的高峰。后世论唐诗，或曰其“兴象玲珑”（《沧浪诗话》），或曰其“如旦晚脱笔砚者”[3]，或径称“唐诗以情胜，以自然意象胜”，相近的批评，提示唐诗成就的要点之一，即情与象。虽然，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学，在此两点上并无特出的成就，但在观念层面，“情”与“象”，却屡被论及，故而，武德、贞观文学对于有唐文学的影响实较诗格的技法研磨更为根本。
“情性”是儒学思想的另一对基础概念，其具体的展现形态通常受制更为根本的“天人”观念。先秦儒家虽在性之善恶问题上存有见解之差异，但大体认同，性自天出，“情”亦与生俱来而情中有欲[4]。因“欲”之污名，“情”必须经一转换，方能进入言诗与用诗之过程。
合乐，则工歌、笙入、间歌并作，而乐于是备矣。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国，其于移风易俗，无自不可。况用之于乡人乎？……工歌《鹿鸣》《四牡》《皇华》，所以寓君臣之教，则升歌三终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乐《南陔》《白华》《华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则笙入三终也。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所以寓上下之教，间歌三终也。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妇之教，则合乐三终也。[5]
中国早期之诗与舞、乐合而不分，服务于礼仪展演与教化之用。诗乐教化的目的本在于弥合纷争，以营构有序而不失温情的群体生活。人生而有欲，有欲而不知收敛则易生争斗，故含欲之情，须经相应之过滤与节制方有公开展演之可能。《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后世以之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然“志”亦为情之一种，或可称之为情之理性化与公共化。同时，也因诗乐展演的仪式化，“志”之表现同样须遵循合度的原则，此即所谓节之以礼。而儒家诗学对于郑卫之音的拒斥，实因郑卫之音，所传递之情感或过度私人化，或过度失中，不宜于公共场合的仪式展演，有悖诗教之用。《礼记·乐记》曰：
[1]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2页。
[2]《长安辞》，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85页。
[3]江盈科：《江盈科集·雪涛阁集·敝箧集引》，黄仁生校，岳麓书社，2008年。
[4]《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荀子集解·正名篇》：“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5]马端临：《文献通考·乐》引陈秧《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