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 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面目迥异：“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情，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凌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1]“天人之际”在儒学观念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诸如性情、义利及群己等问题莫不植根于此。因而，文学对于儒学的跳脱最为根本处乃为天人观念的别生新见。在今日文学史的主流叙事中，“宫体”乃梁陈“淫放”文学之典型，学界或释之以佛教色空理论，释家影响痕迹宛然。而儒家天人观念在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中渐呈衰势，亦合拍于儒佛地位在南朝后期的消长起落[2]。文史相离，文盛于史，提升了文学书写的自由度，但由之所导致的对于文学“公共性”的悖离与个性趣味的强化，却难与追求文学公共价值的认识传统相调和，故而，当儒家天人观念体系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重新复苏之际，“人人有集”为士人取则的价值取向即难逃“何必要事文章”的挑战[3]。
武德五年十二月，李渊下诏修史：“思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尽究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自有魏室至于陈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
[1]元稹：《元稹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周相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360页。
[2]参见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第六章，中华书局，2002年。
[3]《梁书》卷三三《王筠传》：“又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南朝重视文集于此可见一斑。贞观之时，太宗则有言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论文史》）虽太宗发论聚焦帝王与王筠之说有异，但梁陈以来帝王多有文集正可见重文风习之影响，太宗之论，考之唐初文坛实况，殊有失实之处，但时代风习已生变改，却非过为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