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抑或渎神:欧文·戈夫曼的世俗宗教观论析
作者:王晴锋 2021-09-15 14:4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欧文·戈夫曼的世俗宗教观主要体现于他对互动仪式的阐述,人际仪式是互动秩序及其神圣性的根源。个体在世俗仪式的关照下被敬若神明,他们是现代社会的神圣客体,在日常互动中受到尊重、供奉并竭力维护其脸面。个体主义观念下的现代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自己的偶像,又是自己的牧师。然而,世俗性的人际仪式亦面临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其结果是导致神圣性的退化,这些因素包括面对面互动系统的权宜性和偶然性、情境的异质性、作为人的自私本性、自我的情境性以及商业化的侵蚀等。互动仪式也可能是工具性的,戈夫曼由此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个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
第一,互动系统的权宜性。现实是一系列脆弱的集体建构,它的运作建立在临时达成的共识之基础上,尽管这种共识亦包含着社会文化的结构性要素。对于作为整体的互动系统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即时生成的,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在面对面互动系统内部,它充满着各种矛盾、冲突和变数。个体虚假地宣称一旦被戳穿,他可能颜面丧尽,自我面临坍塌的危境,进而影响互动秩序的维系,这对于各类谨小慎微的污名携带者而言尤为如此。即使是拟剧化的剧本也包含着竞争性的残酷游戏,互动参与者费尽心机地揣摩他人的行为动机,使每一次互动都成为一场惊心动魄、结局未知的间谍战。互动的权宜性和脆弱性还表现为个体的框架编造、调音等[14](P104),它增加了互动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生活也许不是一场赌博,但互动确实是如此”[10](P243)。
第二,情境的异质性。互动参与者身处其中的社会情境并非同一化的存在,很多情境可能无法维持互动仪式的正当性,尤其是不同文化群体对表达仪式性行为(恭敬与风度)的方式、同一行动的仪式涵义以及对隐私的定义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的沟通实践中,行动者往往更容易出现各种识别性的错误,没有给予个体适当的恭敬或未能表现出被期待的仪式性反馈,从而有意无意地出现仪式性的蔑视、侵越和亵渎。在压制性的全控机构里,对个体及其自我的侵犯更是达到极致,个体的自我被肆意地剥夺、清洗与改造,其道德生涯经历急剧改变,通过这一系列过程,它直接宣判个体公民身份的死亡[15](P16)。
第三,当行动者的动机充满自私自利时,互动仪式本身极易退变成世俗逐利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断地为了各种世俗目的进行神圣的仪式表演,也即行动者诉诸原本献祭社会的神圣表征而服务于自我利益。在利己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印象管理会破坏正常的角色表演和互动秩序,进而毁坏公序良俗和人心,这是利己主义对公共道德的侵蚀与损害,也是对神圣性和规范性的双重破坏。这种退化导致自我超越性情感的缺失,“年轻人尚不具备他们的威望,年老者则已经失去他们的威望”[16](P144),而这种威望和超越性的情感是神圣性象征所必需的。然而,正是那些认可个体神圣性的行为和意图使贬抑、亵渎个体得以可能,换言之,将人奉若神明的仪式会相应地产生亵渎人的行为。例如,行动者一旦洞悉面子工夫的运作逻辑,他可能侵犯性地使用面子工夫,剥夺性地利用他人的仪式性反应以获取利益、挑衅其他参与者以及逃避惩罚等。剥夺性的行动者可能突然撤离情境,使其他互动参与者猝不及防,从而无法继续实现互动交换过程。有些行动者甚至刻意设计让对方伤害自己的感情,迫使他们感到愧疚、悔恨,最终导致仪式失衡。此时的社会交往不再呈现为彼此体谅、相互理解的和谐场景,而是无情无义的冷酷竞技场。侵犯性交换的赢家将成功地导入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同时表明他作为互动者能够比对手更好地管控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