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抑或渎神：欧文·戈夫曼的世俗宗教观论析
作者：王晴锋 2021-09-15 14:4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欧文·戈夫曼的世俗宗教观主要体现于他对互动仪式的阐述，人际仪式是互动秩序及其神圣性的根源。个体在世俗仪式的关照下被敬若神明，他们是现代社会的神圣客体，在日常互动中受到尊重、供奉并竭力维护其脸面。个体主义观念下的现代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自己的偶像，又是自己的牧师。然而，世俗性的人际仪式亦面临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其结果是导致神圣性的退化，这些因素包括面对面互动系统的权宜性和偶然性、情境的异质性、作为人的自私本性、自我的情境性以及商业化的侵蚀等。互动仪式也可能是工具性的，戈夫曼由此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个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
在关于道德和宗教的主题方面，戈夫曼还与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之间存在某种继承性。保罗·柯立兰（Paul Creelan）认为，托马斯·坎佩斯（Thomas Kempis）、库利与戈夫曼之间形成一种先后继承的关系。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神学以“镜中我”的意象阐明一系列帮助复活上帝形象（imago Dei）的神秘主义实践，这种呈现上帝的实践引出了深层的、超验的自我，即“本质我”，它截然不同于灵魂的另一面，即自私的“自然我”。当“本质我”处于活跃状态时，灵魂会以完全献身于上帝意志的方式表达自己，这种状态下的灵魂便是上帝形象的镜像呈现。也就是说，“本质我”是灵魂中的上帝形象。“镜中我”的意象最早用于阐释其行动受以自我为中心的“宾我” （Me）引导的灵魂，在“宾我”原则的支配下，灵魂会因自私的虚空欲望而备受折磨[8]（P42-43）。库利论述了神圣的、具有自我超越性的原始意象（即基督教神秘主义中的上帝形象）如何退变成各种歪曲的、萎缩的形式，进而为利己主义的理念提供正当性。库利的自我形成观，即通过对基督那样的理性化人格进行冥想式沉思而形成自我，与托马斯·坎佩斯关于存在上帝的各种实践的论述相一致。通过这种沉思冥想产生的“无私之爱”类似于神秘主义的目标，即通过对基督的认同形成“超自然之爱”。库利关于“自私之爱”与“无私之爱”的区分对应于坎佩斯的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宾我”与充满超自然之爱的、开放性的“主我”（I）[8]（P44）。
在戈夫曼那里，一方面，人际仪式是神圣的，并且具有自我的超越性，它赋予个体以道德价值和神圣的属性。戈夫曼强调个体和（作为事件的）社会场景通过具有自我超越性的仪式（作为神圣的集体表征）进行组织化。仪式化的行为模式肯定了个体的道德地位，促成了个体的无私精神和以社会为取向的行为动机与目的。由此，戈夫曼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古典社会学命题作了迪尔凯姆式回答。另一方面，库利和戈夫曼对宗教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去神圣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俩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似性。具体而言，库利解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文化象征如何退化为经济人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戈夫曼对日常互动行为的探讨则展现了最初作为社会之象征性标志的神圣仪式是如何受到私利动机的贬抑与扭曲的[8]（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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