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2021-08-30 15:5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章太炎“独尊”法相唯识宗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个人的学术素养，他自述：“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菿汉微言》跋）所谓朴学，也称汉学或考据之学，它注重烦难的名物训诂考据，而唯识宗则注重繁难的名相分析，因此，素治朴学的章太炎确实较易从形式方法上对唯识宗产生认同。第二方面的原因是时代分析的趋向使然。章太炎解释道：“仆所以独尊法相者，则自有说。盖近世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趋然也。”（《答铁铮》）
章太炎并不是一贯佞佛的，早年他曾是佛学的反对者。光绪廿三年（1897），他颇为痛切地指责了“遁于佛者”，抨击了士大夫们的“华妙”之病。“吾悲夫华妙之子耻功利为不足卲，而骛心于教之派别，必假贷于浮屠以为宠灵。”“今志节远不及明人而循其谈禅之轨，则志气愈委靡，民志愈涣散，求再亡三亡而不可得，而暇变法乎哉？”（《变法箴言》）一直到光绪廿五年（1899），他对佛老仍予以批评：“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菌说》）但“中遭忧患，而好治心之言”[6]，三年的《苏报》案牢狱生活使他深研佛典，1906年出狱后，便一百八十度转弯，不但崇尚佛学，而且要建立新宗教。
[6]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中国哲学》第六辑，三联书店，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