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2021-08-30 15:5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这里，梁启超用佛教的因果说来说明国民性的时空熏习性以及新民说的必要性。其实，所谓的“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确实存在着时间上（历史的遗留），空间上（与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习染）这种纵横影响问题，我们不断地探讨文化问题，探讨如何建构一种适合国情、时代的文化体系，究其实也就是弄清传统的优劣与时代的特性倾向，找出它们最佳的连接点。
梁启超还用近代科学进行比附，把“进化论之遗传性”比附于“佛说之羯磨”，认为“近世达尔文、斯宾塞诸贤言进化学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范围”（《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比附，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清代学术概论》）时代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许更恰切地应该说，梁氏是采取了“佛学注我”的今文经学方法来对待佛教的因果论。他对有利于他发挥己见的东西，便凭着他那“不肯压抑”的情感尽情发挥。而在科学呼声日益高涨、西学传入日益频繁的时代，把已见附会科学，更易与科学一样富有说服力。
梁启超用业报轮回说论证新民说，并得出了改良主义结论。他说：“有志世道者，其勿递责后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新民说·论进步》）而提倡改良也就必然反对革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革命只能产生革命，决不能产生改良政治。”（《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征因知果”，革命只能产生动荡不安的社会恶果，社会的混乱只会因革命而加剧，而不可能由于革命而平息。业报轮回说使梁启超顺理成章地阐明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