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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2021-08-30 15:5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二)从道德到宗教

康德曾经断言,“道德不可避免地走向宗教”[31]。而西方许多思想家也持同一观点,如斯宾诺莎主张把宗教作为“教育平民”的工具,费尔巴哈想建立爱的宗教,休谟也主张建立“真正的宗教”,并且休谟认为,宗教是“道德最可靠的根基,社会最坚固的支柱”,需要通过“宗教的动机”把人们“约束”在道德范围之内[32]。尽管这些思想家们把视线投向宗教的主客观原因不尽相同,但在认为宗教对道德具有大的约束力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梁启超、章太炎显然都遵循了这一路线并以具体实际的主张表现出来。

梁启超认为,宗教思想“宜于治事”,其原因有五点:“一曰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二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三曰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四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五曰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中国历来有神道设教的传统,原因应该就是在这。因而可以说,梁启超是反思了神道设教传统并为它作出了新论证,而这种新论证无疑暗示着梁启超此后的思想轨迹,他的救亡救国必定循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梁启超显然是这样做了。他选择了佛教,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因此,“舍已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矣。”(《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31]康德:《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第一版序。

[32]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陈修斋、曹棉之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页。

责任编辑:郑令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