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2021-08-30 15:5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在梁启超看来，“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论支那宗教改革》）“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就是他所称的“国民性”，改造这种“国民性”正是梁氏新民说的中心主题与最终目的。他认为，“国民性”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元气”；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立国立民的根本：“国所与立者何？曰气而已。”梁氏认为，国民的这种元气“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强迫，非宗门之教所能劝导”（《国民十大元气论》），它是由众生业识熏结而成。这种业识是一种“不死之物”，是一种灵魂，也就是佛教的“羯磨”。羯磨是变化无常、刹那生灭的一切万象中永不消灭的东西，它除了个体自作自受外，还相互之间互相影响，结成整体，在整体上因果连续，递演无穷。换言之，“今日我辈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感一想，而其影象，直刻入此羯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将来我身及我同类受其影响，而食其报。”（《余之死生观》）正因为羯磨这种因果相续、时空熏习关系，因此，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以图在未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好的社会习俗、一种新的国民性：“学道者，一当急造切实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间之堕落。”如果我们能“递续不断”的“造善因”，那么“吾国遂可以进化而无穷”（《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国家将因此得到拯救且日益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