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模式: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理论阐释

作者:谢志岿  李卓  2019-12-03 15:30  新传播    【字号: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政府引领、市场竞争与社会力量参与“三个引擎”共同驱动下,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成功的发展实践,被冠之以“深圳模式”。深圳的现代化发展,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宏微观经济学所界定的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同时蕴含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与拉美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相比,深圳模式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又避免分利联盟左右公共利益,维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这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深圳模式对现代化发展的最大贡献。

来,如此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混乱和无序1。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走上现代化进程,但是却遇到了诸如军事政变、寡头政治等问题,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不能自拔,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简单地套用英、美等成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类似现代“民主”的制度下,民众要么被广泛动员起来,缺乏一个有效组织的政党;要么在某些政党夺取政权后,过分压制民众的政治参与,从而导致社会出现混乱、腐败和动荡。

那么,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良性的社会秩序呢?与孔德将社会秩序的建立寄托于神道教哲学的宣扬和迪尔凯姆将重建社会团结的纽带寄托于职业团体的发展不同,亨廷顿将政治秩序寄托在一个既能吸纳民众广泛参与,又能将民众有效组织起来的有效政府,因此一个强大的政党或者政府对于有效治理必不可少。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型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是一个独特的优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保持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主动性,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深圳信奉“有限有为政府、有效有序市场”这一信条,尊重市场、重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尽量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注意通过法治来维持市场秩序,规范政商关系;又充当看得见的手,通过必要的规划、财政和金融干预手段,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深圳获得立法权之后,积极推进依法治市,在经济立法、社会立法和行政立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规范市场价格,应对价格失灵,1995年11月深圳制定特区第一部地方性价格管理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价格管理条例》;1999年1月,深圳市委做出《关于加强依法治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的决定》,提出从九个方面实现行政机构和行为法定化,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廉政建设,建立“高效、务实、廉洁”的服务型政府;2000年10月,发布《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对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审查、统一要求、统一公布,凡不按“三统一原则”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执行效力。深圳还建立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通过前移审查关口将政府行为导入法制轨道,为政府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及重大合同行为提供法律意见,有效避免了决策错误和行政违法。为规范行政审批权,完善商事登记制度,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放宽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推行注册资本登记改革,变“实缴”为“认缴”,企业注册程序更加便捷,注册成本大大降低。

在通过法律手段规范行政部门的审批手续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商事制度改革。2001年上半年,深圳宣布推行“政府提速”运动,目标是进一步革除一些政府部门懒散和僵化的作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2003年,市政府颁布《关于为我市大企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若干措施》,要求“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设立大企业‘直通车’服务窗口,为大企业提供业务申请、咨询、指导、督办及投诉受理等服务。近年来,深圳紧紧依托互联网给社会治理带来的便利和契机,大力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2015年7月,深圳即在全国率先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经过几年的实践,深圳商事改革不断走向完善,2018年7月3日,深圳出台《深圳市2018年推进“多证合一”信息共享改革工作方案》,逐步将包括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等在内的涉及40多个部门的30多个证照“合一”,通过行政审批部门间的数据共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3~86页。

编辑:实习生何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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