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与话语权构建*
作者：王庆林 亢升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当前对中国模式探索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海外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信心不足。这种模式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认识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给当前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认知障碍。因此，追溯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话语的历史影响，理解中国道路与西方及传统两对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是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的关键。
一、冲击—回应模式及其三种表现形式
最早提出冲击—回应模式的是费正清。他在1948年第一版《美国与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除非有外来的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中国现代化是西方刺激后反应的结果。这种分析方式是对19-20世纪中国产生的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其分析框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上，把西方的冲击当成叙事主体，很容易鼓励人们认为只有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回应的中国近代史才是重要的，凡是与西方侵略没有明显联系的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此后，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被广泛应用到对中国近代现代化的研究。如保罗.H.克莱德（Paul H. Clyde）和伯顿.F.比尔斯（Burton F. Beers）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认为远东革命运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从19世纪初持续到20世纪初，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通常称为“西方之冲击”；二是亚洲对西方的回应，一开始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战后，这种反应成澎湃之势，不可阻挡，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崭新东亚[2]。上述观点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式的傲慢与偏见。总体来看，冲击—回应模式集中表现为三种分析框架：冲击—回应框架、传统—近代框架、帝国主义框架。
[2]Paul. H. Clyde and Burton. F.Beers：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 (1830-1965),4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1966, p6.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