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与话语权构建*
作者：王庆林 亢升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当前对中国模式探索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海外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信心不足。这种模式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认识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给当前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认知障碍。因此，追溯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话语的历史影响，理解中国道路与西方及传统两对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是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的关键。
19世纪中期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斗争，外国入侵只是一种地区性行为，多限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1870年后中国针对西方入侵的起义往往发生在西方人很少、外国经济活动不多的地区，比如直隶、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如果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反帝爱国，是针对西方经济侵略的后果，是西方冲击的反应，那么严格来说更应该发生在广东，而不是山东、甚至偏僻的鲁西南，那里并没有外国经济活动。显然中国农村经济情况的恶化才是根本原因—是农村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反帝和反对基督教则是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同样，晚清中国改革尽管受西方影响很大，但本质上是中国历史改革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志士们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对西方做出反应，只是到了19世纪70、80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了头等大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中国19世纪的改革运动看成国内改革传统的产物，当然很少人会认为西方是无关紧要的，也不否认它后来对中国改革思想和活动产生的塑造作用，但是对于把改革视为西方激发，按照西方方向进行的说法产生了激烈的反对。从来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政治或军事上完全控制中国（包括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中国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有效运行。只有清楚认识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才能正确理解帝国主义框架分析近代中国。
上述三种思想框架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剥夺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它们共同的观点是，19-20世纪的中国发生任何重要变化完全是由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变化，排除了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观察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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