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与话语权构建*
作者：王庆林 亢升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当前对中国模式探索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海外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信心不足。这种模式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认识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给当前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认知障碍。因此，追溯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话语的历史影响，理解中国道路与西方及传统两对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是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的关键。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的影响在不断加强。19～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必然继承了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社会结构和发展趋向。中国历史本身的若干重要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人口压力的陡然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发展，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的问题—也制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情景。因此，尽管中国社会日益受到西方影响，帝国主义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其内在历史发展自始至终是一个自然历程。1800年到1840年的历史发展主线并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取代，它依然是贯穿19到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即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中国内部。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内外因的观点。
史学家们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而一言蔽之。中国在地理上疆域广大，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差异甚大，极为复杂。即使每个特定的地区，上层社会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这两大社会阶层内部，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包括气质、性格、年龄、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情况。因此，“中国回应”这个词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的笼统概括。当然，在某一层次上说，所有中国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都参与一个共同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体系；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人的经历千差万别。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13]即使当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也有一个本来的中国，并不是用西方文明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经过精心挑选、按照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比如胡适，主张采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却反对采纳西方的基督教。因此，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只是部分地—在有些情况下主要是对本土力量的回应。
[1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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