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与话语权构建*
作者:王庆林 亢升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当前对中国模式探索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海外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信心不足。这种模式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认识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给当前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认知障碍。因此,追溯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话语的历史影响,理解中国道路与西方及传统两对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是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的关键。
第二,传统—近代框架。美国的中国史专家把社会演变分为“传统的”和“近代的”两个阶段。这种两分法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中国史专家中间极有市场,他们几乎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两个词来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而且“近代”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频繁的时期。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序言中讨论“近代史界限”这一概念时指出,对近代中国发生的转变有一种流行看法是:在界说“近代”一词时,隐含着控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中国社会和传统之外。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西方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之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在发生变化:激增的人口(18世纪人口从1亿5千万增加到3亿)、高涨的物价(在同期内增加了3倍)、经济日益货币化,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竞争加剧等现象。据此,他提出了一个与流行看法不同的假设:“西方所冲击的并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化:这个文化极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5]芮玛丽则在《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反复提到:“阻碍中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的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秦朝的统治、官员的愚昧或者一些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儒教体制自身各个组成部分”。[6]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几乎完全成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阻力,是必须克服的障碍,而不是助力的源泉。这种对传统与近代截然两分的假设对西方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排斥传统特征从而对近代社会产生误解相类似的错误判断低估了传统社会中潜在的近代因素,人为地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制造了一条分析鸿沟。这些评论中都包含一个偏执陈旧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孔多塞指出:“在这些土地辽阔的帝国中,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些帝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辱”[7]。此后,黑格尔也指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它却没有过去,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8]。耐人寻味的是,关于中国社会不变的说法在19世纪前其实就已经流行很广了,并被推崇备至,但19世纪却给与了否定的评价,过去的社会稳定变成了如今的停滞不前,上述思想方式曾一度得到中国人自己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学界对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摒弃了那种各执一端、相互排斥的偏见。史华慈在批判近代—传统框架时指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中国之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9]张灏在论述梁启超时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即“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教传统沿袭了一套人们所关切的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对西方冲击做出回应的。”[10]事实上,许多传统价值概念,如梁启超的群体主义、晚清改革家与思想家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并不是中国近代化的障碍,而是它的推动力。
[5]Philip Alden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pp1~2,5~6.
[6]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New York: Atheneum,1965, pp9~10.
[7][法]孔塞多:《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张作成、车仁维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9]Benjamin I. Schwartz: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p108~109.
[10]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