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机制：政治忠诚、市场能力与社会资本 *
作者：庄玉乙 胡蓉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什么人会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沿循政治精英形成的三维路径，本文分析了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利用对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1047位村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发现，政治忠诚方面，党员身份和较高的政府信任度有助于个人成为农村政治精英。市场能力方面，良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所赋予的劳动潜能、家庭经济情况对成为村干部有显著性影响。社会资本方面，父辈不同职业类型对子女能否成为村干部影响显著，亲朋等社交资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结果表明，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地转变成或被吸纳成政治精英，标志着中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体系。
二、文献综述：农村政治精英及其形成机制
对地方精英的探讨一直是中国乡村研究关注的重点。学界对中国古代时期农村政治精英的相关研究存有三种观点：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大多数史学家们认为中国传统农村处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和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4]。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乡绅政治论则认为，中国传统农村存在于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结构中，各村庄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管理，乡绅、族长、村长之类的人物是真正的操纵者[5]。以韦伯为代表的宗族政治论则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居民点，传统的农村社区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6]（P84-91,118-125）。这些理论虽然观点不同，但在关注农村政治如何在国家体系内运作时，均着眼于农村政治精英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足见农村政治精英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讨论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不仅是政治社会学和阶层流动研究的重要话题，更有助于回答在基层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当代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的研究中，较早期的有“技术官僚论（Technocracy）”和“二元精英论（Elite Dualism）”两种解释。“技术官僚论”主张将自然科学原理运用到社会管理上来，提倡从工程师、财经专家、经理人等相关职业者选拔政府官员[7]。“二元精英论”相比“技术官僚论”，不仅强调个人技术能力，还强调政治忠诚（political loyalty）对中国政治精英形成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此论者认为，精英形成有两条区分明显的路径。第一条，对进入具有高声望、一定特权和明显物质优势管理岗位的精英，不仅要求教育等个人能力，而且要求政治忠诚；第二条路径，对于进入高声望却只有细微特权、更少物质优势的专业岗位，则只强调个人能力，而不强调政治忠诚[8]。学者如魏昂德[9]、边燕杰[10]、臧小伟[11-12]等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在分析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拔过程中，“二元精英论”比“技术官僚论”更具解释力。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