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作者：［韩］赵京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梁漱溟认为，东西文化本质上有差异。如果多少接受这种差异，那么自然会有人提出有关他者性和主体性的问题。在接受存在差异的他者（现代化）方面，梁漱溟是关注到主体问题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摆脱原先中体西用论式的认识论，在开放的平台上认识了自己和他者，即东西方文化，因此才可能具有这种问题意识[18]。梁漱溟质疑是否因为西方优越就得放弃中国或东方而去追随西方，他认为首先应该周密检讨自己。他的逻辑是，为了接纳外部，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是谁。他驳斥取人长处、弃我短处的安逸而公式化的调和论或折中论，主张应研究是否能在长期以来支撑民族的传统文化生命力中接纳和培养那些长处[19]。
西方和东方遭遇后被提及的中体西用论，也是在“自我中心”地接纳西方文物的的过程中出现的自救策略，是接纳和吸收的逻辑。因此，这里不把对他者和自我的权力关系或差异的反省性认识当作前提。同样，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论只是方向不同，结构上具有同一性。两者都主张被对方同化或同化对方，因此不能提供讨论真正的他者性的余地。
梁漱溟认为，梁启超对于有关东西文化折中和调和的讨论扩散到中国知识界，起到了很大作用。正如前面所述，梁启超在欧洲之行后写了《欧游心影录》，他在文中介绍西方人的话—“西方文化已然崩溃，正等待中国文化救助，你却到我们欧洲来找解决方案”。梁启超因此满怀信心，抛出了东西文化的融合这一话题。但梁漱溟表示，正如前面所述，对西方文化心怀反感的西方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有着仰慕中国文化的弊端。他们把对自己社会的不满投射到了中国。他还说，中国人“因为周围的人称赞我们，说我们和别人一样，所以感到自己高贵。从（中国人自身）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崇拜，正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不完整性。”[20]梁漱溟通过这段话指出，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相互的互动关系中正在形成一系列的知识体系。
[18]Gang Junggi：《传统和现代—梁漱溟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的意义》（解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6～17页。
[19]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考Gang Junggi：《梁漱溟的现代新儒学》，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2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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