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作者：［韩］赵京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梁漱溟形成自己的儒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项运动在梁漱溟的儒学形成中具有“事件”性的哲学意义。根据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的说法，“事件”意味着与过去不一样的“新的到来”（advent of freshness）[3]。直到通过五四运动这个“事件”，中国知识分子才有机会提出“我们是谁”，“什么是中国”的哲学质疑。这些问题，只有在自觉认识到关于“我们”或“中国”不可能再有统一的答案时，才能被提出来。换句话说，通过五四这个“事件”，新的已经到来，人们因此在认同感上经历混乱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被提出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势中，最积极提出这些哲学问题的人正是梁漱溟。他通过西方这个“优越的他者”来质疑中国文化的自我中心秩序，并想重新改变这一秩序。在梁漱溟看来，态度、见解和生活层面的改变比理论层面更为重要。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的《哲学》就是其结果。28岁的梁漱溟因为这本书一举成名[4]。罗志田认为，其影响力并不比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低[5]。
[3]Badiou,“Philosophy and Politics”, Radical Philosophy96, July-August1999, p.30.
[4]罗志田用“暴得大名”来形容他的成名，见其《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第64页。
[5]罗志田：《“梁漱溟之问”的双重时代性》，《北京日报》，2016年9月19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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