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作者:[韩]赵京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这个问题也是东方主义的问题。通过这个问题,梁漱溟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事实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东西方知识分子在互动中构建了知识体系。笔者曾就想象“西方中心主义以后”的“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问题,提示过与原先的东方主义相对应的“左派—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他们试图通过将自己的缺欠或问题投射到中国的方式,而不是投射到自己的内部,去解决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作为西方的代替方案是被理想化了的中国的表象,而不是中国的现实。他们也像原先的东方主义一样,对他们来说中国只能作为那里(there)存在。总之,他们虽然提出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借口,但最后他们也仍旧被困在原有的东方主义框架内。中国内部的知识分子将被西方左派理想化了的中国当作自我认识的依据,进而再次形成“自我—左派—东方主义”。这是中国内外呼应的结果[21]。但梁漱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上述问题。梁漱溟不能认可在没有自我反省的情况下接受中国文化,他不能赞成梁启超等人在没有走向质问自己是谁的阶段就借用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重新缝合自身的路线。

对于梁漱溟来说,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触的作为他者的西方,在通过彻底的自我批判、进行自我肯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审视中国自身的镜子作用。也就是说,西方为他提供了“去自我”或“去中国”的机会。通过摆脱自我,他得以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但有一点要弄清楚,那就是:他者不是穷困的(ragged)他者,即作为弱者的他者。这里的西方尽管是异质的他者,但与过去北方的“劣等的他者”不同,是带给中国文明“失败”的“优越的他者”。这个“优越的他者”对于打破曾被“劣等的他者”围绕的“优越的他者”—中国的自我中心性,起到了作用。总而言之,如果不能在哲学的角度通过他者概念质疑自己的同一性,那么这种国家的思想或个人的思想都无法具备新意和伦理性。


[21]右派-东方主义”也是内外呼应,以这种方式形成了知识体系。赵京兰:《中国的去西方中心论论述的困境—“左派-东方主义”和作为解决方案的近代》,《中国知识的对外扩散和逆流》,Hakgobang,2015年,第39~45页。

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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