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作者：［韩］赵京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梁漱溟提出的讲学的条件：“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极宽泛、极通常，简直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都不要紧。”[38]以孔子和颜回为核心的中国的人生态度，对于梁漱溟来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梁漱溟要拿来的中国自己的东西，就是指可以作为中国人平凡的日常中的生活来消费的那种人生态度。这时讨论是否要忠实于孔子的原本就不是很重要了。可见，梁漱溟并不是想把孔子的哲学照搬过来，而是试图在时代脉络中重新去解读。基于这一点，梁漱溟提出的“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是带有时代指向的一种运动。
梁漱溟因不满东西文化的调和论或折中论，撰写《哲学》，加入了相关的论争。他的写作行为完全浸润于当时的脉络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带有时代性的运动性和参与精神。可以说，他的行为有着超然和参与同时存在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或许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
[3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35页。梁漱溟在别的场合承认过，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不得不由少数人承担改造事业。因此，上面的话是不是考虑到了中国的民众，笔者无法确定。只是，他对生活和日常的指向性仍然很明确。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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