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作者:[韩]赵京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梁漱溟强调自己是“有思想的人”,是“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而拒绝了“思想家”或“社会改造运动者”等“高尚的称号”,这意味着他在生活中对教条主义,以及对自己习惯于自己始终是保持戒备的。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局势下,梁漱溟对于中国的前途的立场不只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一系的知识分子不同,还与其他保守主义者不同[42]。例如,他与将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己任的《学衡》派不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变化的大潮,但同时坚持了长远来看应维持中国文化的安分知足这一特点的态度。换句话说,其方案是先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并有所修正,然后以批评的态度重新拿出中国文化[43]。他的这种所谓能屈能伸的“双重行为”与他在1919年的形势下敏感地捕捉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后采取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肯定的态度”,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说明,他并未随波逐流,他做的是一以贯之却能根据局势灵活应对的活的学问。

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中国近代表现出新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44]。在过去的100年间,现代化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中逐渐实现,这一点不能否认。重新审视百年前中国被赶超时遭遇的历史和问题,这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尝试本身就具意义。可这种尝试若要具备更多意义,就需要将当时的时代脉络如实地完整地好好地解读。笔者认为,新的中国构想不能是也不应该是删除掉20世纪近代历史的无媒介回归。


[42]赵京兰:《国家、儒学、知识分子》,书世界,2016年,第171页。

[43]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49页。

[44]梁漱溟之问仍有待解答,这说明我们和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罗志田:《文化东西: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性》,《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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