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作者：［韩］赵京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笔者认为，梁漱溟之所以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势下受到人们的欢迎，一定有某种原因。那就是，梁漱溟所提示的，不是用来即刻对新学问进行反驳，或被封建政治权力所利用的国学，而是“反思性的儒学”[6]。对于“我”，“中国是什么”，梁漱溟试图凭借“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他者”即“西方”的视角作出判断。他的“我”是具有他者性的“我”，因此可以实现自我相对化。梁漱溟正视自己，对自己进行了批判性反省，而且他没有试图将欲望与缺乏联系起来。就凭这些，他也可以说是真正获得“脱近代性”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梁漱溟应该被称为“摩登儒家”，而不是原先的称号“最后的儒家”。因为，艾恺说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时[7]，语气本身带有比起开拓者，更强调他作为维护既有儒学价值的守护者的意味。而且现代新儒家这一词也已经和“最后的儒家”联系在一起被消费着。[8]
[6]这一用语由赵京兰在《20世纪中国知识的诞生》（2015年）的序中首次使用。
[7]梁漱溟毕竟一直以其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闻名于世。他一生中也曾有过许多机会，但他从未出家做和尚。最后，他爽快地告诉艾恺，他可以接受“最后的儒家”这个题目。Guy Salvatore Alitto（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 (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第13页。
[8]据笔者了解，之前已有关于梁漱溟的优秀研究成果，分别是干春松的著作《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和贺照田的论文《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但笔者的文章没有直接参考这些研究。一是笔者在几乎写完这篇文章时才了解到上述著作和论文，再者也是因为笔者的这篇文章只聚焦于梁漱溟的20年代。不过以后笔者在扩展有关梁漱溟的研究时，一定会加以借鉴。在此，对于两位在出版前允许阅读文章表示感谢。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