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
作者：廖斌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新世纪乡土小说抒写了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随着现代性在乡村楔入和现代传媒及消费主义影响，进城与在乡农民的性观念表征为从正统、保守、禁锢、压抑到解压、复苏、宽容、开放的特征，农民对“身体”有了审美眼光与自主支配；城市商业文化、畸形发展观、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催生“性”的商品交换逻辑，加剧乡村性泛滥与放纵，性/爱分离，乡村正义伦理趋于崩解，呈现混乱与失范的面向，显示了乡村心态和农民行为的两极化、两面性、过渡化的复杂样貌，乡村内外交困、形神俱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性叙事聚焦“人性关怀”和“社会反思”主题，与当下社会转型耦合、与时代变迁同构。
陕西作家侯波有一篇似乎不起眼的小说《郎的诱惑》，主旨讲的是乡村蒲剧团团长袁青子的戏班子在现代化冲击下，由盛而衰的经历，叹惋乡村文化的溃退与消逝。小说写到，某天乡村剧团突然接到一个神秘富豪的聘请进行专场演出，袁青子兴奋之余重整旗鼓召集散伙后在农村劳作和城里打工的演员、徒弟们应约，最后却沮丧地发现这个有钱的“大财主”—房地产老板高玉海，竟然是为了讨好满足自己的相好—本剧团里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红霞“退隐”前的谢幕。这个被逐渐揭开的“秘密”令袁青子重振乡村文化的信心遭受无情打击，戏班子也随着袁青子的“悲哀觉醒”和红霞的“最终退役”而风流云散。《郎的诱惑》是当下乡村文化、风俗民情衰败的微缩典型。但笔者关心的是小说叙述的罅隙中勾连出的诸多“新与旧的冲突”，比如：现代文化对乡村传统文艺的冲击、宗教与世俗的争夺、金钱与艺术的较量（新富豪对穷戏班子的差遣）、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冲突等等。其中，袁青子的徒弟兼远房亲戚红霞的“被包养”，是这一小说的暗线，确证了乡村“性爱”背后的商品交换逻辑冠冕堂皇的登场，它使得“性”与“爱”分离，“爱”的成分稀释并遭到扭曲与畸变，“性观念”的功利倾向抬头，并在乡村部分农民中得到无声的欢迎。剧团团长袁青子虽然出生草根，但他有自己做人准则和道德操守，有底层生存的勇气和韧劲，他的徒弟说“这个世道已经变了”，而他则坚守自己的底线，认为红霞掺和到高玉海的家庭就是不道德的，但年轻的徒弟彩霞认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早就没人管这号事了。大家都认钱哩，当个小三有什么啊，小三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呢，又有钱花又有人心疼”，徒弟天明也说，“师傅，法律上规定十八岁就算成年人了，个人做事个人担哩，她红霞自己长着脑袋，今年二十四了，她个人的事咱们掺和什么哩”，这些极具“现代”意识和现实质感的劝慰嘲笑了袁青子的“不合时宜”和“抱残守缺”，以及与徒弟的代际冲突。有学者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条件下，代与代之间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可能相差甚远，因此导致代与代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17]“小三”、“婚外情”、“包养”、“出轨”等原来在乡村“性”话语体系中惊世骇俗的词汇，今天不再被人深恶痛绝而变得稀松平常、随处可见，如果说《伙电视》时代的“性”的突然裸露与初显狰狞，证明农民具有某种被动性质，1990年代之后的嬗变，就不再是因为性的强力“楔入”，其间多少也有农民的自觉意识、个性苏醒和自我选择。“性观念”的商品化时代已经确凿降临乡村了。这也是“郎的诱惑”的真正含义所在。侯波的另一篇小说《肉烂都在锅里》正面写放映员丙发子落实国家“2131工程”的政策，定点到陕北杜岗村放电影，主要表现的是今日农村的文化生活与农民精神需求的新矛盾；其侧面却书写了乡村“性道德”体系的松动与解体，揭橥乡村社会“性”的保守观念松绑后带来的混乱。在杜岗村支书老杜家里，“儿媳妇的婚外情”引发了公众的“性趣”，小说写到，杜支书夫妻央请亲家丙发子规劝女儿满珍，好好安心和丈夫杜小松过日子，不要闹得全村舆论沸沸扬扬。于是，父女有如下对话：
[17]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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