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
作者：廖斌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新世纪乡土小说抒写了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随着现代性在乡村楔入和现代传媒及消费主义影响，进城与在乡农民的性观念表征为从正统、保守、禁锢、压抑到解压、复苏、宽容、开放的特征，农民对“身体”有了审美眼光与自主支配；城市商业文化、畸形发展观、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催生“性”的商品交换逻辑，加剧乡村性泛滥与放纵，性/爱分离，乡村正义伦理趋于崩解，呈现混乱与失范的面向，显示了乡村心态和农民行为的两极化、两面性、过渡化的复杂样貌，乡村内外交困、形神俱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性叙事聚焦“人性关怀”和“社会反思”主题，与当下社会转型耦合、与时代变迁同构。
到了新世纪之后，农民工“临时夫妻”在城市兴起，晓苏的《我们的隐私》写了饱受性压抑的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搭伙过日子的故事。“我”与麦穗的家都在同一个乡镇，远赴南方打工的我俩偶然认识后租房做起了临时夫妻，小日子的温馨和谐淡漠了远方家的亲情，疏远了与原配的爱情。就在我俩假戏真做、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之际，“我”发现独自留守家中带着孩子艰难度日的妻子也有了外遇，更关键的是，麦穗口中念念不忘的因车祸失去手臂而在家乡以算卦为生的穷困潦倒的“哥哥”竟然是她的丈夫。于是，曾经良心不安、愤怒的、忏悔的“我”刹那间也得到了某种平衡与释怀。小说描写的这种性爱错位的“隐私”，对彼此的家庭和亲朋好友而言，固然需要保密，他们的临时结合，实在是飘零在陌生人社会—城市的无奈之举，但就全局来看，这其实不是什么隐私，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无疑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法律、伦理等诸多隐忧。据《印度时报》2013年5月16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人数或超10万，73%以上已婚，[5]这是令人意外和吃惊的现象和数字。
田耳的《寻找采芹》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小说，抒写了城里某中年老板包养了一个乡村纯情质朴的少女采芹当小三。采芹的专一和单纯让老板体味到了过往的烂漫、激情和年轻，但不幸的是，有一天采芹失踪了。老板雇了城里的私家侦探四处寻找，不仅找到了，还设法把送给采芹但后者尚未取走的三十几万块存款也冻结了。老板乔装打扮到乡下，花了十万元成功地把采芹从她艰难困苦的丈夫李叔生身边“赎取”与“争夺”了回来。这个真名叫“细柳”的姑娘开始明白，“李叔生遍地都是，而真正有钱的老板难得碰上几个”，她舍弃了乡下的家、丈夫和从前的一切，死心塌地地跟随老板，从此，这个才二十岁出头的村姑在城里的花花世界学会了熟稔地花钱、化妆、发嗲、保养、防备小四……还时不时担心地问“我今年是不是老了许多？”学者赵毅衡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中国现代性成为中国人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复杂能指的方式。到今天，中国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成就，都在满足人的身体的形而下需求上……身体的舒适与享受，肉身本身的延续，成为现代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引发的最大变化。”[6]《寻找采芹》深具隐喻性质和哲学意蕴，它既是整体层面的批判，象征了外生性现代化对乡土中国的强行进入，并引发了它的持续溃散，形象地喻示了淳朴的乡村如何被欲望的城市勾引、开发、蹂躏、改造和重塑。与此同时，这也是乡村“性”嬗变的表征—从守身如玉到欲拒还迎再到心甘情愿、沦落献身。总之，作为粗线条的历史勾勒，我们看到，从前现代的保守，到世纪末的开放，再到新世纪的习以为常，乡村及农民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
[5]何雯、曹成刚：《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析》，《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6]李自芬：《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序言》，巴蜀书社，2009年，第3页。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