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
作者：廖斌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新世纪乡土小说抒写了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随着现代性在乡村楔入和现代传媒及消费主义影响，进城与在乡农民的性观念表征为从正统、保守、禁锢、压抑到解压、复苏、宽容、开放的特征，农民对“身体”有了审美眼光与自主支配；城市商业文化、畸形发展观、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催生“性”的商品交换逻辑，加剧乡村性泛滥与放纵，性/爱分离，乡村正义伦理趋于崩解，呈现混乱与失范的面向，显示了乡村心态和农民行为的两极化、两面性、过渡化的复杂样貌，乡村内外交困、形神俱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性叙事聚焦“人性关怀”和“社会反思”主题，与当下社会转型耦合、与时代变迁同构。
二是自甘沦落，祛除“性洁癖”，抛弃“性道德”。吴玄的小说《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设定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方圆。方圆是在都市街头小巷常见的外来妹。她们懵里懵懂地向城而生，又稀里糊涂地选择去发廊打工。从村姑到洗头妹，方圆的发廊让人们想起1990年代城市的这道独特风景：昏暗的粉红色灯光、坐在门口涂脂抹粉招徕顾客的女子。在外人看来，洗头妹大多身无长技、好吃懒做，方圆从事发廊的营生显然是见不得人的，那种暧昧隐晦的意味令家人难堪。缘此，方圆的嫂子“就像一个救世主”，托人帮方圆找了一个工厂的工作，“她以为拯救了一个失足女青年”，帮她跳出万恶的“火坑”，方圆肯定也会如获重生。可是，方圆才当了一个星期的工人，就“回去开发廊了，还带走了厂里的一个女工”。小说写到，“方圆看着我（哥哥），忽然很神秘说，我以为当工人很了不起，原来很没意思的，还不如开发廊……反正工人我是不当了，钱又那么少，发廊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重返发廊的方圆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悠游、快乐。面对赌鬼丈夫李培林的责问，方圆说，我做鸡去了。李培林说，放屁。你不信？方圆说着掏出口袋里的五百元钱，这是我刚赚来的。李培林说，真的？方圆说，这么凶干吗？做鸡有什么不好。更令人讶异的是，连方圆的哥哥也无奈地接受了妹妹的选择，或者往大里说，认同了这一社会现实：“也许当妓女也是很好的……我对妓女并不痛恨。其实，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纯属个人行为，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再说，像我的老家西地，什么资源也没有，除了出卖身体，还有什么可卖？”到后来，李培林意外死亡，方圆返回故乡，“回家的第三天，方圆到山下的镇里买了一台VCD机，发疯似的购买了二百多盘碟片，然后躺在家里看碟片”，一个月后，方圆踏上归途—回到城市开发廊。针对方圆的行为，痛心疾首的嫂子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以前我以为妓女都是被逼的，就像成语说的，逼良为娼，现在我才知道都是她们自愿的。”—或许从某个侧面道出了乡村子民“性开放”的现实。与此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脱域机制”也进一步加剧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随着乡村熟人社会解体，青年男女大多向城而生，进入五彩缤纷的陌生人社会，互联网、微信等现代传媒使人们的行动不受时空场域制约而自由延展，时空分离加快了人们交往的扩张范围和发展速度。人们脱离熟人社会人际网络，进入充满诱惑而又陌生的异域地带，原先乡村强大的道德规范消失，乡村世界无处不在的“监视”失效，性的开放、随意成为其中应有之义。亚当·斯密对这种人性秘密有过深入观察：“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的显要一员。当他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种境地，也只有在这种境地，他可以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但是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会被任何人所注视，因而他也很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放纵自己，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11]
[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谢祖钧译，孟晋校，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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