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政治哲学阐幽
作者：郑 开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黄老政治哲学特征鲜明：既有别于老子无为政治哲学，也不同于庄子致力于浑沌与秩序之间的思考张力，更迥异于孔孟以来儒家德政理想。
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以夺谏说忿争之辩。”（《史记·李斯列传》引）总之，黄老学派和法家都试图在政治上强调君主（中央）集权，与此相应，他们也特别重视帝王君主之“独见”“独明”“独断”之能，既包含了内向性的“心术”层面之为“主术”奠定基础，也折射出了“天下归一”“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黄老文献中的“一”，可以说抽象表达了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之政治期望。
（2）黄老学主张君人（最高统治者）“独见”“独知”“独明”的同时，还强调了“乘众人之智”“因百姓之能”。以此为基础，我们探究一下黄老政治哲学语境里的君臣关系。
应该说，老子“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等命题里面已经蕴含了“因循”意味。庄子则更为明确地论述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因”：
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庄子·在宥》）
百姓和万民在古代社会中卑贱如尘土，在古代思想世界里往往也是隐匿的失踪者。尽管《尚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多少有一点点民本思想的萌芽，但总的来说，视民为草芥乃是早期政治思想的常态。这样看来，《在宥》篇所载的政治哲学思考岂容小觑？从道物关系审视“物”，物各有宜；从君臣关系看待“臣（民）”，“臣（民）”各有能。因此黄老学文献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论说：
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文子·上仁》）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解老》）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韩非子·喻老》）
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韩非子·喻老》）
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已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韩非子·奸劫弒臣》）
第一段和最后一段话最为明白透彻：无论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哲学视角看，君臣关系网络（亦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官僚制度）里面的“臣民”就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了。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商鞅的法治实践，已经略具“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意思；（《史记·商君列传》）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亦内蕴于“法”，是“法的精神气质”的显现。马王堆黄老帛书《称》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依照前文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把这段话解读为：帝道体系中的君臣关系不同于王道和霸道，“臣”虽然仍是“臣”，却可能成为“君”（帝）的“师”。这一思想部分地反映了君臣关系中的“臣民”的可能地位与作用，也算是思想史上的新鲜事物。饶有趣味的是，儒家著作反复塑造出来的尧、舜、禹之谱系，同样强调了政统和师道两个方面；也许儒家学者有意无意汲取了黄老思想，亦未可知。
（三）最后我想从“因循”“无为而无不为”等方面继续展开讨论。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下面试着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做个扼要概括。
道家黄老学派还巧妙地发挥了《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庄子》“藏天下于天下”政治哲学思考之余韵，发展了出了某种自然法理论，从而为法治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抱道执度”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话，那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以法为本，以道为常”之法治主义。黄老和法家所称的“法”已经具有了law的公度性意义，体现了“一”和“公”的政治理念，这也是我们了解其君臣关系、百姓政治经济权益的基础之一。
实际上，“一”和“公”的法哲学思想隐含在老庄哲学关于道物关系的讨论中，黄老学派（含部分法家者流）进一步发展了它。据《庄子·天下》篇记叙，彭蒙、田骈、慎到之学要旨在于“齐万物以为道”[1]。考诸黄老学文献，不难发现渊源于“齐物”思想的“一”和“公”乃是“因循”原则的形式与内容：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子·因循》）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上皆用之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慎子·民杂》）
蒙文通说，这就是彭蒙、田骈、慎到“齐万物以为首”之意，那么“齐物论者，于黄老为蘧庐，于庄周为宗佑。”黄老学特别强调“因循”，与老庄划然有别[2]。蒙文通进一步指出，“因循”（因性自然）思想，也许出于慎到一派黄老学的发明，而其理论渊源仍在于“齐物”。《淮南子·齐俗训》脱胎于田骈、慎到的“齐物”思想[3]，其曰：“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服众，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这便是“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之“原人之性”思想的体现。我认为，《慎子》（或田骈、慎到学派）所着力阐发的因循原则，奠定了黄老道家“由道入法”的理论基础。有的论者认为可以将黄老学派称为“道法家”。黄老帛书《经法》亦曰：“道生法。”岂虚语哉！
黄老学推崇“因循”和“法的精神”，逻辑上包含了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之原则。《韩非子》引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又引管仲曰：“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外储说左下》）《韩非子》引述管仲之言，和《管子·轻重丁》的记叙比较吻合。实际上，从《管子》到《韩非子》之间的黄老文献颇载相同或者类似的思想史料，以《管子》为例，所谓“因（循）”的含义广泛，包括：“因时”（《宙合》）“因民”（《兵法》）“因人之情”（《心术上》）“因俗”（《正世》）“因天地之道”（《侈靡》）等。
[1]“道”字原文省夺作“首”，应从奚侗说校改为“道”。说详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4页。
[2]3蒙文通：《古学甄微》，第260～262页，第2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