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政治哲学阐幽
作者：郑 开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黄老政治哲学特征鲜明：既有别于老子无为政治哲学，也不同于庄子致力于浑沌与秩序之间的思考张力，更迥异于孔孟以来儒家德政理想。
序之上的政治。《应帝王》篇“浑沌故事”提示了从浑沌与秩序之间思考政治问题的辩证思维。“浑沌故事”之中出现的“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帝”字暗示了政治寓意。
《天地》篇所谓“帝王之德”虽然较为抽象，却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涵义，它的参照系就是“尧舜之教”，就是针对“大圣（尧舜）之治天下”之政治模式而发。《天道》篇把“帝道”置于“圣道”“天道”之间，表明了“帝道”的重要性，至少在这里没有提及早期政治思想里最炙手可热的王道和霸道；然而“帝道”具体含义却不太明晰，它与“圣道”“天道”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的。《庄子》的思想史料足以启发我们从更广阔的思想史视野考察“帝”（特别是黄帝）和“帝道”出现于思想世界的必然性，估计它可能反映了新的政治、建构新的国家之政治哲学新思维，以超脱于既有的王道、霸道。我们还有理由推想，战国秦汉年间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黄帝之道”（例如“黄帝书”和“黄帝言”以及方技术数传统里的“黄帝”）何尝不是“帝道”的一部分，抑或“帝道”的附庸！
如果说《庄子》黄老篇什提及的“帝道”内涵含混不清（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抽象原则），需要分析的话，那么见于《管子》的“帝道”似乎更容易把握。例如《管子·兵法》提出皇、帝、王、霸（道）四种政治模式：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
虽然语焉不详，但《兵法》首先提出了“皇帝王霸”这样一个政治序列（同时也是政治历史），而且置于“道德之意”之下，并通过“道德之意”予以阐述，具有意味深长的思想史意义。《管子》比《庄子》更具体、更明确阐述了“帝道”区别于“王道”“霸道”，例如：
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管子·国准》）
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合阴阳，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提出了一个“黄帝时代”及其政治，比唐虞时期和夏商周三代（这恰好就是儒家所艳称的黄金时代）更为邈远，也许同样重要，因此管仲在回答“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的问题时说：“并用而毋俱尽也。”那么“帝王之道”似乎就是对前代政治的批判继承而已。从这个角度或者仅仅从以上材料分析，管仲学派似乎主张王霸并用；然而《管子》的其他部分内容却又展现出了“帝道”针对“周文”、超越“唐虞之道”“文武之道”的远大抱负。《管子》这部书成分复杂，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著作，出现相互龃龉、彼此矛盾的说法其实很正常。重要的是，《管子》屡言“帝、王、霸”，言外之意清晰可闻，例如：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子·乘马》）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任法》）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管子·禁藏》）
可见，《管子》诸篇什濡染了斑驳流丽的黄老色彩。所谓“黄老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据“道德之意”立论，且以“无为”等老庄以来的政治哲学概念进行思考和阐述；二是以黄帝为象征符号，寄托了“霸道”和“法刑”等方面的新内容（也是实质内容）。《管子》反复强调“无为者帝”（《乘马》《势》），表明“帝道”之核心在于“无为”，当然是资取老庄政治哲学的结果。前引《庄子·天道》也是特别强调“无为”这一核心政治哲学概念。可以说，如果说“帝王之道（德）”具有某种政治哲学内涵的话，“无为”就是其核心内容。这也是老庄政治哲学与黄老政治哲学的连接点。《幼官》提到的“九举而帝事成形”，使我们想起了《庄子》“九变而赏罚可言。”（《天道》）另外《任法》篇刻意对比了“尧之治天下”与“黄帝之治天下”的区别，其政治观念已不同于前引《国准》《轻重戊》：“黄帝之治天下”优先且优越于“尧之治天下”，换言之，“帝王之道”“黄帝之道”优先且优越于“唐虞之道”。这是用政治哲学的理论语言阐述了西周以来的德政传统、礼乐文化可以弃置，新的政治、国家（天下）、秩序有必要创构之理由。
“黄帝”形象出现于思想史，一方面引发了“三皇五帝”谱系的形成和反复重构[1]，另一方面塑造了一种思考政治秩序的理论模式；黄老学（特别是黄老政治哲学）有力推动了第一个方面，同时支配了第二个方面。《淮南子》的著述旨趣，《要略》自命为“穷道德之意”，更具体一点说，就是阐述三个问题：“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和“帝王之道”。通过“道德之意”以探究和阐述“帝王之道”可以说是黄老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
马王堆汉墓出土黄老古佚书之《称》提到了“帝者”“王者”和“霸者”，明确是指三种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模式，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文子》曰：“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任下，责成而不劳，……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国之所以明矣。”（《自然》）这里所说的“王道”显然不同通常意义上的王道，而是“帝道”的另一种说法。一个比较令人困惑的例子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和“霸道”，孝公没有什么兴趣，最后商鞅说以“强国之术”。虽然孝公青睐的是“强国之术”，商鞅却说：“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这段记载中的“帝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商鞅推崇“王道”而不是“帝道”呢？王利器指出：“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入《列传》，失审谛矣。” [2]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黄老政治哲学屡言“治国”，然而更多的是谈论“治天下”。从政治学角度审视，“天下”似乎不是一种政治性概念，它（“天下”）是怎样的国家呢？应该说，春秋战国年间已经酝酿了普遍的“天下意识”[3]，深化了早期思想史中的政治观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从天下—国家角度思考问题才能称得上政治哲学，否则只能是政治学思维（例如“治国”“君道”等）。
黄老政治哲学的思考和表达往往比较抽象，尤其是关于“帝道”的阐述更是复杂幽微，耐人寻味。表面上看，黄老学著作中的“帝道”特别热衷于描摹和阐述那种虚无缥缈的“政治”与“伦理”，似乎不着边际；同时又隐约具有某种现实针对性。它更像一个筐，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拣择点什么东西放入其中，比如说道德与仁义、尊德与尚贤、隆礼与重法、因循与无为等等，皆呈现于“帝道”之内，并且予以新诠释，可见惟有“帝道”能够囊括黄老政治理论的根本宗旨。“帝道”是黄老政治哲学的主线与核心，其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是“道德之意”（例如“无为”）“道法”“内圣外王”等等。道法关系或者道法之间的张力体现了黄老政治哲学的“政治性”。
如果说老庄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玄德”，那么黄老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帝道”。笼统
[1]“帝道”观念的影响力也投射于历史文化意识之上，甚至成为重塑历史记忆、历史编纂的基础观念。葛志毅指出，司马迁《史记》之编纂，起自黄帝迄于汉武，“以记封建世代终始”（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从内容方面分析，《史记》记录了五帝、三王、春秋五伯（霸）及战国七雄几个历史阶段，然而按照司马迁“三五之运”的历史观，《史记》历史分期框架里面隐然有“三皇”时期之影踪。（葛志毅：《司马迁史记先秦史分期框架全壁之论拟》，《学灯》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意义，堪称洞见。《史记》之历史脉络既然呈现为“帝、王、霸、力”，则未免濡染了黄老帝道观念。“皇”出于增益，从历史记忆方面说，它既缺乏文献传说之依据；从政治思想方面考察，“皇道”亦难免空洞化—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例如前引《管子·兵法》）然而，汉代以后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观念却特别执着于“皇帝王霸”之历史—政治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2]《商君书锥指·叙》，中华书局，1986年。此说未详何据。但无论如何，《史记》记载商鞅所说的“帝道”有点儿模糊不清，因为今本《商君书》既不见“帝王之道”，又屡言“霸王之道”，更难解的是出现了这样的话：“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壹言》）
[3]王玉彬：《庄子哲学的天下观念》，《道家文化研究》第29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