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管理的两种代表模式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东城区与广东省深圳市为案例*
作者：张彰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网格化管理作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是推进全民共建共享、推动社会管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得到充分发展，相关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本文选取了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东城模式与深圳模式，综合运用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在目标建构、运行方式、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审视，并基于此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制度逻辑、存在问题及可能前景进行探究，以期探索完善网格化管理的思路与方向。
三、网格化管理的困境挑战与前景
网格化管理是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产物。由于其进一步下放事权，“使得行政权力通过网格化直接到达社会个体，把社会个体控制在网格之中”，[22]形成了执行力强和运转高效的体制机制。这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符合长期以来的维稳逻辑；另一方面延伸了政府触角，造就了强势政府，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加剧了行政化趋势。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信息的低效利用制约着网格化管理绩效和水平的提升。
（一）从“东城模式”和“深圳模式”看网格化管理面临的困境挑战
首先，管控导向严重，社会活力受到抑制。从本质上看，网格化管理是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强势下沉，扩大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压缩了社会与公民个体的生存空间。依靠网格化管理，基层政府能够实现对于社会矛盾分歧的及时掌握，有利于第一时间化解风险、解决纠纷。在维稳的思维导向下，这种“包干到户”“划片负责”制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处置问题的效率，将各种社会风险点消灭于萌芽状态。政府实际上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就问题处理问题，就矛盾化解矛盾，就纠纷解决纠纷。“用最短时间化解危机”成为基层政府的最优选择，管控导向进一步僵化。这种模式擅长处理表面化的突发问题，对于应急式、运动式的维稳工作成效显著。然而，由于人手和专业所限，加之来自考核的硬性指标压力，一些问题不乏被“粗暴”解决。表面上纠纷得到化解，实际上只是矛盾双方的暂时妥协，缺乏问题处理的后续跟进与效果评估。如北京市东城区在2018年1月至3月期间的便民服务满意率分别仅为47.83%、46.49%、52.14%，基本维持在中等水平。[23]在“大政府”的强势之下，由于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缺失，社会的整体活力受到抑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容易累积、发酵。
[22]朱仁显,邬文英：《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3]王凌：《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网格中心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北京邮电大学，2018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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