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管理的两种代表模式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东城区与广东省深圳市为案例*
作者：张彰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网格化管理作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是推进全民共建共享、推动社会管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得到充分发展，相关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本文选取了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东城模式与深圳模式，综合运用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在目标建构、运行方式、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审视，并基于此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制度逻辑、存在问题及可能前景进行探究，以期探索完善网格化管理的思路与方向。
相对于经济改革，我国在社会管理方式的改革总体显得相对落后。从过去改革历程去考察当代体制变迁的路径，总体上呈现为“增量改革”特色，即“在一定程度上守持体制存量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原有体制之外的增量，再通过增量的积累而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发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社会结构逐步转型”[13]。增量改革意味着对旧有体制不进行结构化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网格化管理就是这样一种为适应新形势而出现的增量改革，并且是以技术方式对旧有体制的一种增进与加强。与网格化管理在中国兴起形成对照的是发达国家近年来兴起的网络化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网格化管理在促进政府城市管理机构扁平化、促进纵向和横向部门提供整体化服务方面（即“协同政府”）与网络化治理异曲同工，其在技术层面致力于“统一入口、统一平台”的整合目标也与网络化治理基本类似。但网络化治理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潮流与新技术条件结合的产物，强调发挥市场、民间社会多元智力主体的作用[14]而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是国家在不触及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但面对日趋复杂化的环境下，行政系统因应信息掌控、问题解决和需求回应的需要而构建的行动机制，其基本性质是国家重建基层治理结构，统合多元资源，强化自下而上决策信息传导与自上而下责任到位的行政管理体系的过程，是行政权力及其资源向基层下沉并实现全方位管理的精细装置。”[15]因此在政府治理方式上，二者仍然存在根本的区分。可以看出，网格化管理并不主张突破现有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框架，而是沿着工具理性逻辑，通过信息化技术与流程再造，寻求行政权威管理整合的途径。
[13]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4]格里·斯托克,游祥斌译：《新地方主义、参与及网络化社区治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陈剩勇,于兰兰：《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5]孙柏瑛,于扬铭：《网格化管理模式再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