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管理的两种代表模式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东城区与广东省深圳市为案例*
作者：张彰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网格化管理作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是推进全民共建共享、推动社会管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得到充分发展，相关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本文选取了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东城模式与深圳模式，综合运用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在目标建构、运行方式、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审视，并基于此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制度逻辑、存在问题及可能前景进行探究，以期探索完善网格化管理的思路与方向。
一、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制度学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其主要作用就是建立稳定的结构以减少不确定性。[4]制度变迁是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它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5]制度均衡能否被打破，取决于制度变迁主体是否能通过变迁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6]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变迁始终由行政力量主导，对各级政府来说，高效、全面地进行社会管理、及时识别社会风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仅是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也是更加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提升政府绩效的应有之义。
有学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建设与管理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至1980年代末我国基本采取的是一种“总体性社会体制”，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则经历了由总体性体制向市场思维与市场逻辑主导的变化。[7]在第二个阶段，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单位制解体意味着基层城市社区管理单位制模式的告终，旧体制的消逝与新挑战的不断涌现倒逼着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更新，同时这种更新要始终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8]因此，数量庞大的“城管”队伍以及日益增多的“城管执法冲突”也是在这一时期显现，从而又倒逼政府进一步改革。于是自21世纪初以来，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党和国家开始从传统的强调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层化社会管理转变为倡导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社会治理”。[9]
[4][6]道格拉斯·C.诺思,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页，第99～105页。
[5]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7]梁波：《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7日。
[8]夏建中：《城市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变革及其主要原因—建造新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模式》，《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梁波：《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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