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国家现代化*—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5年发展回溯
作者：凌佳亨 喻修远 梁丽芝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存在双重意蕴，一是物质现代化，即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二是治理现代化，即国家能力、制度体系的现代化。理清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可以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生原由及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设立以来便天然承载了国家现代化的使命，其生成及发展同样存在现代化的双重意蕴，在物质经济与治理经验层面均促进了国家现代化要素的增长。作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外来技术本土化的制度尝试，是地方经济适应型行政体制的局部探索，是经济特区成功经验下的制度推动，更是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理论下的产业承接与市场需要。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5年来的发展进程中，衍化出了摸索发展、规范发展、高速发展、转型发展四个时期，并深刻蕴含了从西方化到本土化，从借鉴摸索到转型创新的逻辑主线。
（三）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影响下的制度推动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探索征程。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 [5]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封闭的经济一旦开放，其必然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使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变得不可逆转、深入向前，在此意义上，国家级经开区正是在由经济特区开启的中国系列社会制度变迁道路上的纵向深化与发展。
广义的改革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本质是调整同现实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我国的改革开放系列决策也不外如是。党在改革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在改革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在设立国家级经开区的决策中也同样遵循了这一执政理念，贯彻了渐进主义的决策方式。邓小平同志曾说：“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注意，实践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设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政策起点，其获得的巨大成就作为制度推力促进了经开区在沿海港口城市的设立，探索出了一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与此同时，在经开区建设初期，学界便存在这样的声音：经开区要结合自身实际，将经济特区当成发展标杆，学习和参照经济特区的经验、模式，按照与国际惯例接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体制创新，努力构筑一整套更加有利于开放和开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企业运作机制和社会服务机制，以机制活力求得发展动力。[1]特区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了一种适应我国20世纪80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体制，并且在地方政府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中减少了不确定性，降低了制度选择的成本，从而直接推动了国家级经开区的设立。
[1]1999年5月21-23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中共中央党校“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研究”课题组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定位和方向”理论研讨会，这是当时研讨会上的一种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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