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作者：方映灵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救世是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佛学救世思想的比较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素养出发，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力图在分析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将论题与弗兰西斯·培根、康德、桑塔耶那、马克斯·韦伯等近代西方相关思想家的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对整个近代中国应用佛学思潮，以及对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能有一个更清晰地把握和客观地评价。
对于梁启超来说，信仰主义的成分便不能完全排除，折衷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智与信仰是他的突出特征。他有如康德般对科学的作用范围加以限制，而为信仰保留了地盘。他说：“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非科学。”（《人生观与科学》）只有理性，才“不能逃科学的支配”。但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却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人类生活还有极重要的另一部分，这就是情感。而情感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它“含有神秘性”，是理性所“解剖”不了的。理性与情感是不同的两码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该做，某件事该怎么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更重要的是，“若是发心着手做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业，那时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仆的地位。”（《评非宗教同盟》）假如说，当梁启超开始觉得宗教“宜于治事”，认为“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之时，是一种科学理性的话，那么，后期的他则走向了非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他认为“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我们一种防腐剂，最要紧是确立信仰。”（《评非宗教同盟》）宗教的存在是为信仰，由此宗教之迷信也“不必摧坏”了。
可以说，梁启超的经历恰好成为培根“名言”的新注脚。在他的晚年，他不仅“笃信佛教”[24]，“每日谈极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25]，把佛教当成一种信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他还相信神灵的存在。当他小孩生病时，他请人扶乩，把亡妻的灵魂请来，卜问吉凶[26]。至此，梁启超真正地“转回到宗教”去了。
[24][25][2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46页，第982页，第1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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