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作者：方映灵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救世是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佛学救世思想的比较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素养出发，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力图在分析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将论题与弗兰西斯·培根、康德、桑塔耶那、马克斯·韦伯等近代西方相关思想家的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对整个近代中国应用佛学思潮，以及对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能有一个更清晰地把握和客观地评价。
二、佛学的择取
（一）业报轮回说
我们还是从梁启超谈起，因为无论是开始接触佛经还是到崇尚佛学，梁启超都比章太炎来得早。梁启超略涉佛学是在1891年。那时他就学于万木草堂，与同学陈千秋等“相与治先秦诸子及佛典”（《清代学术概论》），其先生康有为“常与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他虽然自觉“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但还是觉得“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但他推崇佛教则是1902年的事。这年10月他写了《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在那里，他改变了原来“最不喜宗教”的态度，认为宗教的因果论是“无论据何学理而决不能破之者”，是“进民德之一最大法门”。而章启超接触佛典则是在1897年。这时，他受宋恕、夏曾佑的影响，“略涉《华严》、《法严》、《涅檗》诸经”，又读“三论”（即《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但自觉“不甚好”，“不能深”。[2]至于赞赏佛教则是在《苏报》案出狱东渡的时候，即1906年7月，所作《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从这开始，他一改过去对“华妙”之病的抨击，提倡要以佛教“发起信心，增进人们的道德”。梁启超对佛学择取的是“业报轮回说”。他特别赞赏它，晚年曾把“业报轮回说”说成是他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3]他用它以阐述“新民说”，提倡改良反对革命。他认为它“切于人事，征于实用”，是“天地间最高尚完满博深切明之学说也”（《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甚至说“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4]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1897）条，上海书店，1986年，第5～6页。
[3][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6页，第1046页，第1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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