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作者：方映灵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救世是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佛学救世思想的比较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素养出发，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力图在分析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将论题与弗兰西斯·培根、康德、桑塔耶那、马克斯·韦伯等近代西方相关思想家的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对整个近代中国应用佛学思潮，以及对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能有一个更清晰地把握和客观地评价。
假如说，由于今文经学的“六经注我”方法使梁启超糅合中西、具有更多的资产阶级色彩的话，那么，对于章太炎来说，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则使他更多地固守传统。对于道德的功用，章太炎比梁启超更直截了当、更明确地说：“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革命之道德》）因此，为了革命，为了救亡，必须树立一种新的道德。在章太炎看来，这种道德是“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具体说来应做到四点：“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革命之道德》）显然，这种“革命之道德”是吸取了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思想而来的，带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色彩。由此道德价值立场出发，章太炎对近代社会的诸多现象进行了评判。在他看来，一切功利、竞争都是恶，都是不道德的。他激烈抨击新党与旧党“热中利禄”、“竞名死利”、廉耻丧尽、怯懦畏葸……等等，认为戊戌之变、庚子之变，都是人们不道德所造成的。他们“没于利禄”，“耽于妻子”，终于使这二次比革命“易数倍”的运动归于失败。由此，他认为，对于“难于此者”的革命，更得讲道德，“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革命之道德》）。
章太炎思想的传统性质可以说是儒道佛的糅合。对于儒道佛，他各有褒有贬，有吸取有摒弃。对于儒家，虽然他肯定了儒家积极进取、讲信义等道德价值（他的“革命之道德”四要点主要来自于儒家），但他并不由此对儒家予以全盘接受。在他看来。“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因此，“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走者皆是。”（《诸子学略说》）在这里，他显然是站在佛老的立场上来看儒家。道家一贯把功名利禄看成是身外之物，认为世人对它们的追逐，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而佛学则以“一切皆空”彻底地把世间一切判为虚无。按照佛老这种观点，儒家的富贵利禄之被摒弃自然首当其冲。章太炎也出于同样之观点立场，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特征之一的功利竞争加以否定，把它判为恶德。他认为这是“由于执我而起，名我慢心，则纯是恶性矣。”（《俱分进化论》）很显然，老庄的绝圣弃智、返朴归真与佛家的破法我二执成了他反对功利竞争的得力工具。章太炎还把社会职业分为十六种，并由此区分出相应的十六种人的道德高低，其中以农人为最高，层次越高越不道德（《革命之道德》）。这又充分体现了章太炎道家特别是庄子平民主义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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