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作者：方映灵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救世是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佛学救世思想的比较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素养出发，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力图在分析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将论题与弗兰西斯·培根、康德、桑塔耶那、马克斯·韦伯等近代西方相关思想家的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对整个近代中国应用佛学思潮，以及对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能有一个更清晰地把握和客观地评价。
造成梁启超后期非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是梁启超在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对科学与理性信念的动摇。1918年底，梁启超到西欧诸国游历，1920年春回国。本来“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代士人的一贯想法，梁启超此次游历的目的也在于向欧洲“求一点学问”（《欧游心影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科学与理性信念的动摇，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使他深受震动。回来时他便高喊“科学破产”，否定科学理性，崇尚非理性，走向信仰主义。
应该说，与培根的有神论不同，梁启超的信仰主义表现的不是对自然的无知与认识不足，它表现的是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迷茫，以及对人生社会价值标准的迷失。而在科学理性信念尚未被动摇之前，人们在科学理性中找到了价值标准与精神支柱。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发现，片面追求物质繁荣的科学事业并不能使人真正幸福，因而返诸自身，试图从内部心理体验中寻找生活意义。这样，科学与理性信念岌岌可危，而反映出来的则是一种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其实，“由理性至上一变而为贬低理性，崇尚非理性，这本身是病态社会所造成的病态发展。”[27]
[27]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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