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视域看郑成功形象的“中华”意识之争
作者：张崑将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分析郑成功在东亚区域的多元历史形象，并扣紧这些形象本身所带有的“中华意识”之课题，折射出这个“中华意识”既复杂又富辩证性的论争现象。本文发现在日本意向中的郑成功形象，有两个不同阶段，其一是殖民台湾前的江户日本及明治中期，具有“大和魂”精神的日本武士男儿形象，另一则是殖民台湾后将“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想要移转“中华心”成为“大和魂”形象。本文最后在结论中，指出处于诡谲变化的东亚局势中，如何找出一条东亚共性的沟通联系纽带，可从郑成功这位特具“东亚性”的历史人物找到借镜之策。
一、郑成功形象在日本的脉络性转换：“大和魂”取代“中华心”
郑成功在德川初期即为日本朝臣上下知晓的人物，当与成功及其父亲郑芝龙曾向德川将军乞师的军事活动及透过民间的戏剧故事广为流传息息相关。
关于郑氏父子向日乞师，时人黄宗羲（1601～1695）特有《日本乞师记》之作，记载1645年代表唐王远赴向日本乞师的人物有崔（鹤）芝、副水师提督黄斌卿及弟黄孝卿等人前后有数次前往乞师，一度还得到善意回应。[3]但随后福州沦陷，郑芝龙降清，唐王（隆武帝）在汀州殉难。御使冯京第亲自赴长崎乞师，效法申包胥哭秦庭事，打动了萨摩藩主，《日本乞师记》有如是记载：“京第效包胥故事，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会东京遣官行部，如中国巡方御史，秃顶坐蓝舆，京第因致其血书。萨摩王闻长琦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于我国，我国之耻也！’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出师。”后因黄孝卿等行为不检点，引起日人的轻视。随后又有澄波将军阮美赴日乞师，可惜被奸僧湛微所骗，自得不到萨摩藩的援助。[4]
向日乞师一事，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郑芝龙及成功父子，毕竟成功之母是日本人。1646年《德川纪实》载一位署名“平户一官”的郑芝龙乞援于德川第三代将军家光，德川君臣为此乃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系在1646年1月20日已决议不出兵支援芝龙，并下令西国诸大名防患备变。第二次是在同年10月28日，儒臣林道春、信胜父子参与密议讨论此事。[5]1658年7月10日，郑成功亦请德川幕府援兵不果，但《德川纪实》并未载之，《华夷变态》一书中则有记载。显然，德川朝对新政府的满清之外交策略是静观其变。[6]当时日本九州地区亦逢镇压天主教的岛原战争（1637～1638）不久，弥漫着肃清天主教徒的氛围，对海上来往相当警觉，德川政权本无暇他顾，故对新成立的满清之外交策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故对来乞援的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均予以拒绝。乞师一事在政治上引起德川君臣的骚动，加上因战乱而有大量漂流人至长崎避难，在民间便开始有郑成功的戏剧故事流传。1661年也就是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同年，日本已有鹈饲石斋（1615-1664）所著《明清斗记》关于明清之际与郑氏一族兴衰故事的记载。另外，通俗的军事讲谈书《国姓爷忠义传》在1717年出版，内容则专以郑成功故事为主。以上二书后来成为江户名剧《国姓爷合战》的参考底本。
[3]黄宗羲《日本乞师记》这样记载：“将军慨然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资，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自长琦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辑，以待中国使臣之至。”不过，这里的“将军”当不是德川将军，而是私底下承诺的萨摩藩之武将。收入彭孙贻：《靖海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104页。
[4]以上皆见黄宗羲《日本乞师记》，第105页。
[5]以上两次的记载，参《增补国史大系》第65卷，正保三年（1646年）10月，第460～461页。
[6]事实上，直至1678年7月，幕府方给长崎奉行指示，尚受理清朝平南亲王尚之信的书状。另外，郑氏一族向日本乞师，除郑氏父子外，尚有郑成功族兄郑彩。详参林春胜、林凤冈共编：《华夷变态》东洋文库，1958，卷一，第17～30页及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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