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视域看郑成功形象的“中华”意识之争
作者：张崑将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分析郑成功在东亚区域的多元历史形象，并扣紧这些形象本身所带有的“中华意识”之课题，折射出这个“中华意识”既复杂又富辩证性的论争现象。本文发现在日本意向中的郑成功形象，有两个不同阶段，其一是殖民台湾前的江户日本及明治中期，具有“大和魂”精神的日本武士男儿形象，另一则是殖民台湾后将“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想要移转“中华心”成为“大和魂”形象。本文最后在结论中，指出处于诡谲变化的东亚局势中，如何找出一条东亚共性的沟通联系纽带，可从郑成功这位特具“东亚性”的历史人物找到借镜之策。
日本幕府时代末期除了有以上的郑成功传记外，其中最可注意者是水户藩国史总裁川口长孺（1772～1835）写的《台湾郑氏纪事》。[10]《台湾郑氏纪事》特注意成功与清廷谈判之际有关“剃发”相关的华夷问题，引述清朝《三朝实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资料，言及清朝皇帝给成功之劝降书信：“念尔父郑芝龙投诚最早，忠顺可嘉，故推恩延赏，封尔公，给与敕印，俾尔驻札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养尔部下官兵。朕之推诚待尔，可谓至矣。尔自剃发倾心，义不再计。今据尔疏奏，虽受敕印，尚未剃发，冀望委畀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札舟山，就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乃复以未撤四府官兵为辞。尔尚未归诚，岂有先撤官兵之理！”[11]
当时清人以剃发受降作为诚心归顺的检验标准，晚明投降将领多循此模式，成功不受降也不剃发，史载：“成功不受。报父书末曰：‘万一不幸，儿惟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12]如所周知，剃发输诚，不仅有华夷变态的文化认同转变，也有政治认同的忠诚度转移问题，韩东育敏锐地指出：明清鼎隔的东亚巨变，“华夷变态”舆论的一世风行，极大地助推了东亚内部文化正统地位的抢夺浪潮和国族独立倾向。对日本而言，这已被集中表现为“道统”的“东移”和“自立”过程之中。[13]实则郑芝龙、成功父子本身的形象也充分展现这个华夷变态的张力，郑芝龙这个父系血统被日本学者描绘为代表的是“中国”形象，而郑成功及其母亲代表的则是“日本”形象，为了凸显中日的华夷转变，川口长孺接着记载：“夫芝龙反覆之徒，固无足道，然妻为烈妇而子为忠臣，忠义贞烈咸萃一门，何其盛也！盖成功母子虽其忠烈出于天性，亦非我神州风气之所使然欤？然则郑氏之有成功，不翅明国之光，亦我神州之华也！”[14]成功母子的一门忠烈，出于日本本有忠烈的“天性”，也成了日本“神州之华”。在此比对出现实中国满清的“夷”及日本的“华”；当然也对比出成功父亲芝龙的“反覆”，与成功母子的“忠烈”。由此对照，郑成功尽管再有如何的忠烈精神，这种忠义精神不会是来自父系的中国，郑成功俨然只能成为日本的郑成功。当然，上述戏剧及日人传记中刻意强调郑成功之忠义精神只来自日本，颇多牵强附会，郑成功七岁即被父芝龙接回中国后，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学教育，黄宗羲《赐姓始末》论及成功的童蒙教育：“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之名，执贽为弟子。”[15]并在谏父不听，母死非命后，“诣孔庙，焚儒服”，清人的郑成功传记中均提到成功性喜《春秋》，好孙吴兵法。[16]可见，郑成功的养成教育多是传统的中国儒学涵养，并深谙春秋大义精神，其忠义、其武勇，都在中国薰习。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郑成功在日本的魅力不仅止于江户时代，亦延烧到明治、昭和时期，以下的作品出版即可略窥其盛况（见下表）。
[10]川口长孺之所以写《台湾郑氏纪事》的动机，根据江户水户藩彰考馆总裁青山延于为此书写跋文时，称乃因当时水户藩主德川齐脩（1797～1829）收到郑成功遗留下来的书信，载曰：“我公尝获成功书，爱其笔画遒逸类其为人，展翫不置，乃命同僚川口长孺纂其事迹。”参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第75～76页。按：水户藩主获得的书信，当是川口长孺在传记中提及：“成功之诗，世不多传，本藩藏其所自书诗曰：‘礼乐衣冠第，文章孔孟家；南山开寿域，东海酿流霞’。其诗不书题，盖似贺本邦人诗，书法亦飘逸可爱。”（第42页）可见郑成功此赋诗藏于水户藩。
[11][14]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第34页，第75页。
[12][清]陈衍：《台湾通纪》，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39页。
[13]韩东育：《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235页。
[15][清]黄宗羲：《赐姓始末》，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第1页。
[16]如清人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载郑成功：“能读书，稍长，通《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喜击剑驰射。”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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