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二)新诠释典范之建立及其转变

理论基础的转变。在儒家经典诠释史中,新诠释典范之建立源自理论基础之转变,尤其以下两大转变,最为诠释史上的重要现象:

第一是从先秦至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宋代以后的“字义”典范的转移。所谓“声训”是借音之相近以发其义,如孔子说:“政者,正也”[37],孟子说:“征之为言正也”[38],《中庸》第20章:“仁者,人也,[……]义者,宜也”[39],《礼记·檀弓》:“葬也者,藏也”[40],《礼记·祭统》:“齐之为言齐也”[41]之类。先秦经典以及汉唐诸儒诠释经典,常循“声训”之旧轨。但是,从12世纪朱门高弟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9~1223)撰《北溪先生字义详讲》(又称为《北溪字义》《性理字义》)以降,开启了东亚各国儒者经典诠释从“声训”向“字义”典范之转移,对德川日本儒学影响深远,在朝鲜也引起相当的注意。 


[37]《论语·颜渊·17》,朱熹:《论语集注》,卷6,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190页。

[38]《孟子·尽心下·50》,朱熹:《孟子集注》,卷14,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512页。

[39][宋]朱熹:《中庸章句》,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37页。

[40]《礼记·檀弓》,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卷9,第227页。

[41]《礼记·祭统》,《礼记集解》,下册,卷47,第1239页。

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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