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作者：黄俊杰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探讨东亚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性”，并分析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协商、转移、理论基础及其诠释策略。本文首先指出儒家传统所见的两种类型的“经典性”：“历史的经典性”与“文化的经典性”，并指出两种“经典性”均有其互相渗透性与可实践性。本文接着分析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所见的两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从先秦、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南宋陈淳以降的“字义”典范的转移；第二次则是从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典范的转移。新出现的经典诠释典范，常常采取的诠释策略就是从经典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词切入。本文以日本与朝鲜儒者的经典诠释为例，指出日韩儒者从关键字入手，提出新的解释，贯通整部经典以颠覆旧的诠释典范，深具融贯性与说服力，才能造成诠释典范的转移。
但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首要条件在于经典的原创性，因为具有原创性，所以对读者不能免于产生思想的陌生感，这是中西经典常见的共同特质，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曾以西方文学经典为例指出：“是什么将作者与其作品推上正典之阶的？答案通常都会指向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它是一种若非无法予以融合，便是深深将我们融入其中，使得它在我们的眼中不再显得奇异与疏隔的原创性。”[21]这种状况也常见于儒家经典解读的场合，经典中的“殊异性”与陌生感，使读者在初读经典时，由于时移事异，人事迭迁，常常感到经典的世界是他们精神的异乡，例如秦汉以降帝制中国的读者，颂读先秦经典；或明治时代（1868~1912）以降日本的知识分子，阅读德川时代（1603~1868）儒者的经典著作，均不能免于“殊异感”与“陌生感”。但是，在多次诵读经典，深刻浸润在经典的义理之中以后，却又发现原来经典中的世界，正是他们精神的故乡，产生朱子诗所说“明明直照吾家路”[22]的心灵契合之感，于是，对诠释者而言，经典诠释的事业乃成为他们精神的返乡之旅。
[21]Harold Bloom：《西方正典》（上），高志仁译，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第4页。
[22]朱熹：《送林熙之诗五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朱子全书》，第12册，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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